晚唐的裂缝与黄巢起兵

907年朱温代唐建梁，960年赵匡胤建宋，这两次易代之间相隔53年。若把北汉灭亡的979年也纳入，前后相隔72年，首尾年份都计入则为73年。中原的五代到960年结束，十国的并立格局还要延续一段时间。

梁、唐、晋、汉、周依次占据中原。后梁由朱温集团建立，后唐到后周则先后由与沙陀军政网络有密切联系的将领掌权。王朝改了名字，军队、官僚和地方势力却没有随之全部换过，旧臣在新朝继续做事成为常见现象。

掌兵者能决定皇位归属，受禅和辞让的礼仪也就很难约束实力。历仕数朝的冯道，正活在这样的秩序里。对他而言，忠于一位君主与让百姓熬过又一次易代，并不总是同一道选择题。

十国中，北汉在北方，其余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荆南主要位于南方。它们与五代并存，并非整齐的一套属国体系。南唐在958年被后周击败后去帝号，改称江南国主；前蜀王建则早在907年便自立为帝。

称臣与称帝还会随局势转换。南汉刘氏起家时接受后梁封爵，刘龑后来却在917年称帝，次年改国号为汉；闽王王审知曾接受梁的封爵，到王鏻又称帝。这些关系不能用一次册封概括一个国家的全部历史。

保住一方土地、经营财赋，是小国的重要目标；向中原称臣、向契丹求援，甚至称帝，也都是争取生存空间的不同办法。中原王朝同样有守成、南征与北战的不同选择，开疆或保境只能作观察的入口。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八年后战事平息，河北的军镇却没有回到战前的位置。朝廷依赖降将维持地方秩序，一些军镇逐渐掌握当地军队、财赋和继承安排。名义上的唐朝疆域，与中央实际能调动的兵钱，已经不是一回事。

府兵的衰退更早发生。《新唐书·兵志》记开元以后府兵番役渐废，到天宝八载，一些折冲府已经无兵可交；朝廷转而依赖募兵与长期驻边的军队。安史之乱将这种军事变化的危险推到眼前，此后朝廷又不得不倚重藩镇平乱。

中央另有神策军，但晚唐禁军的控制权经常落在宦官手里。皇帝的安全依赖禁军，宦官也就有了干预废立的本钱。禁军、藩镇与朝廷互相牵制，任何一方都很难单独收拢整个局面。

乾符初年，饥荒与重赋把危机送到民间。《资治通鉴》说，百姓困于重敛，争相归附起事者。粮食短缺、官府征收与武装集团交织在一起，不能用一个宽泛的暖期或人口增长，解释875年为什么爆发起事。盐贩与亡命者，也并非没有组织的饥民。

黄巢来自曹州冤句，不宜直接把古代冤句等同于今天的曹县。《新唐书》说他家世代卖盐，积累了财富；他会击剑骑射，稍通文书，能言善辩，又喜欢养亡命之徒。

《资治通鉴》说得更直接：黄巢与王仙芝年轻时都贩卖私盐。盐的买卖连接财货、道路与人手，违法交易又需要抵抗追捕的能力；会骑射、能聚众的黄巢，具备的不只是一个商人的本事。

他为什么能在起事时迅速募集数千人？家财、声望与亡命者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可以动员的基础。这是根据史书记载作出的解释。至于具体控制哪一段运河、家业怎样继承，材料没有交代。

《资治通鉴》明确记黄巢“屡举进士不第”。《旧唐书》本传开头只记贩盐与饥荒，《新唐书》则说他稍通文书。应举经历有史料依据，但参加哪一年考试、怎样准备、在长安遭遇什么，不能由这几个字扩写出来。

落第也不能单凭盐户出身解释。唐人的求仕涉及考试与荐引，缺少门路会带来困难，却不等于非士族子弟没有应举资格。把他描写成被一次考试逼到起兵，同样超出了材料。

875年，王仙芝在长垣聚众起事，攻打曹州、濮州。黄巢与亲属八人招募数千人响应，队伍转战河南，人数随之扩大。私盐交易里的人手和财货，开始成为一支反抗朝廷的武装。

南宋《贵耳集》留下一个童年故事：黄巢五岁时，与祖父、父亲咏菊，先脱口说出“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父亲觉得话语失当，祖父让他再作一首，于是有了以青帝自许的咏菊诗。笔记作者把孩童的话解释为日后反叛的预兆，这属于后世塑造的形象，不能当作五岁经历已经得到证实。

另一首《不第后赋菊》把花香化为军阵，把菊花的黄色化为甲衣。清代《坚瓠首集》引《清暇录》记下落第赋诗的说法，《全唐诗》收入全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它与长安陷落的历史形成强烈呼应，但诗的感染力不能替代创作时间与作者归属的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