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颜陈和尚，最后要说清的一句话

陈和尚并不是僧人。他名彝，字良佐，“陈和尚”是通行的小字，丰州人。父亲乞哥曾参加对宋战争，后来战死于嘉陵江。到贞祐年间，二十多岁的陈和尚又被北来的蒙古军掳去。主帅看重他，把他留在帐下；母亲则仍在丰州，由从兄斜烈奉养。

一年多后，他以探母为由请求返回，主帅派兵监送。抵达丰州，陈和尚与斜烈杀死监卒，夺马带母亲南逃。追兵寻来，他们绕路脱身；后来连马也失去了，年老的母亲走不动，兄弟便让她坐上鹿角车，一同拉着车渡河南归。

金宣宗对这段经历感到惊异。陈和尚此后进入禁卫，又随斜烈任事。他喜好文史，跟随王渥学习经书，军中无事时在窗下写细字，《金史》形容他像清苦读书人。故事里的勇将，在最早几幕中既会谋划逃亡，也会安静读书。

斜烈患病时，陈和尚参与军务。军中李太和与葛宜翁斗殴，事情告到他面前，陈和尚认定葛宜翁理亏，予以杖责。葛宜翁后来郁郁而死，临终嘱妻报复。其妻四处申诉，指控陈和尚越权、挟私杀人，还在龙津桥南堆柴，声言得不到公道就自焚。

陈和尚被关进监狱，案件久悬不决，便聚书阅读，一待就是十八个月。斜烈入朝时，金哀宗问他是否因弟弟的案子而消瘦，表示想赦免；台谏再提出异议，赦令未能马上实现。等斜烈去世，哀宗才赦出陈和尚，要求他以日后的军功证明这次破格宽免值得。

这一段的曲折并不是“有人太脆弱，被骂死了”。《金史》明记杖责、死亡、控告和司法争论。作出赦免的是哀宗，也不是此前接见兄弟南归的宣宗。把这些环节放回来，人物才同时面对军纪、法律与君主用人之间的难题。

出狱后，他先领紫微军，后来统领忠孝军。1228年，大昌原面对蒙古军，完颜合达询问谁能作前锋，陈和尚应命。《金史》记他先沐浴更衣，再披甲上马，仿佛已经准备赴死；又以“四百骑破八千众”形容这次大捷。这个鲜明的数字属于传记的战功记载，不能凭它复原每一队骑兵的具体战术。

更能说明他统兵方式的，是传记对忠孝军的描述。这支军队成员来历复杂，包含回纥、乃蛮及中原来归者，被认为难以约束。陈和尚使进退动作合乎号令，经过州县按供给取用，不任意侵扰；作战时又率先冲阵。勇敢与纪律一起，才让诸军把它当成可以倚靠的力量。

此后的胜仗接连落进传记的编年：正大六年有卫州之胜；正大八年正月，速不台攻破潼关侧翼的小关，残破卢氏、朱阳，兵势散漫百余里，潼关守军向阌乡行省求援，陈和尚率忠孝军一千、与都尉夹谷泽所部一万同往应战，蒙古军退走，金军追到谷口而还——本传所称“倒回谷之胜”，通常即指此役。《金史》卷112补了一个注脚：两省随即向朝廷“辄称大捷”。驰援成功值得肯定，奏报里的战果却打了折扣。

对不断失地的金朝而言，这些战果证明蒙古军并非不可战胜，也让陈和尚很快声名大振。但几次胜仗与整个战争能否逆转，仍然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他能争得局部的机会，却不能独自补齐王朝失去的全部资源。

副枢移剌蒲阿曾为追逐小利，驱军一昼夜疾行二百里。陈和尚私下批评：今天得到几百俘虏，明天得到一些牛羊，却不计算士卒累死了多少；国家数年积累的兵力，可能被这样耗尽。这是一笔不同于战报的账——缴获能立刻看见，精兵的损耗却很难补回。

话传到蒲阿耳中，他在宴会上当面追问。陈和尚饮完酒，承认自己说过。《金史》写蒲阿见他毫无惧色，只好让他以后当面提，不要背后议论。陈和尚的耿直在这次对答中显了出来，而他坚持追问的，始终是这支军队经不经得起如此消耗。

1232年，金军在三峰山大败。陈和尚退到钧州，城破后暂避，待局面稍定才走出来，要求见主将。传记记述他报出自己的身份，并逐一提到大昌原、卫州、倒回谷的胜利；他担心若无声地死于乱军，后人会以为自己辜负国家，因此要把最后的选择说清楚。

敌军试图迫使他投降，以酷刑相加，他始终不屈，最终遇害。《金史》又写对方将领敬重他，以马湩洒祭，希望他来生能为己所用；元好问的碑文在此写作马酒。两种文字都留下了敌方的敬意，却都没有给出祭奠者的姓名。留下姓名的人与没有留下姓名的人，在传记的终场里共同衬出了这名战败者的尊严。

同年六月，金廷追赠他镇南军节度使，在褒忠庙塑像刻石。《金史》把这篇传记收入“忠义”，也给了我们一个阅读提醒：史家选择材料，是为了留下忠烈的典型。我们可以被这份坚持打动，同时知道这是一篇经过组织和评价的传记，而非不带立场的现场记录。

元好问奉命撰写的《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还保存了一句极重的赞语：“中国百馀年，唯养得一陈和尚耳。”碑文先交代，尚书左丞出使朔方时听到有人这样评价，回朝奏报，并请求褒赠。这句话不是对金朝所有将领逐一评定的结果，而是危亡之际，一位死节者给人带来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