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比帝都更早

城市可以在成为首都以前长期存在，也可以在失去首都地位以后继续生长。“北京有多少年历史”，因此要先说清是在问聚落、城邑、区域王国的都城，还是后来王朝的政治中心。把今日北京的历史只从紫禁城算起，会把金中都、辽南京以及更早的城邑一起抹去。

1995年，广安门外滨河公园建立蓟城纪念柱，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采用的是前1045年的纪年口径。2003年建立的北京建都纪念阙，则纪念金中都建都850年。两座近现代纪念物在讲述古代历史，却不能据其所在位置，断言那里就是西周王公受封的现场。

把辽、金、元、明、清合称北京的五朝古都，是一种便于记忆的说法。其中辽南京属于多京体系，金中都则是皇帝迁居后确立的国都；更早的燕国也曾以这一地区为政治中心。若不区分这些层次，“辽以前北京从未做过都城”就会与燕国史发生冲突。

辽朝由契丹建立，拥有不止一座“京”。《辽史》叙述这套制度的形成：太祖建立皇都，太宗改为上京，又把幽州升为南京；后来中京、西京陆续建立，才形成五京。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各有自己的行政辖区。这里的“南京”是辽的南方之京，不能套用今日南京市的坐标。

上京所在的临潢府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中京大定府在今宁城一带；东京对应辽阳，西京对应大同。北京地区的幽州，在石敬瑭割让幽云地区后进入辽朝版图，升为南京，又称燕京。《辽史》写它有城门、宫城、球场、馆舍与众多坊市寺观，显然不是为一个新名号而临时画出的空城。

五座京城连接着辽朝不同地域，也让统治者能够利用既有城邑管理农业人口和交通。把其中某座京城的功能缩成“只管渤海女真”或“专门防西夏”，会漏掉这张行政网络。辽与宋长期并立，也不能把辽写成已经统一当时中国全部疆域的王朝；中亚的西辽更属于后来另一段历史。

《史记·周本纪》把武王克商后的分封写成两条相邻的线：尊崇先圣之后，把尧的后裔封到蓟；奖赏功臣与宗亲，把召公奭封到燕。今天读到的这份记载，距离西周已经很远。它提供了历史传统，却没有为蓟国始封处留下一张能够直接叠在现代街道上的地图。北京地区的历史，也不能一概等同于今日中心城区某一点的历史；分封前当地究竟已有怎样一座蓟城，仍须另求证据。

燕的早期都城则有一批看得见的证据。房山琉璃河遗址发现城址、墓地和青铜器；克盉、克罍的铭文记王命克侯于燕，作册奂器铭又出现“太保墉燕”，把王命、封侯与营建城邑联系起来。这些材料使燕国早期政治活动落到了具体地点，而不是只剩下后世书中的几个名字。

燕地处于多种文化接触的区域，琉璃河遗物也反映出文化交流；但这并不能证明尧的后裔受封只是为了以特别精良的军队镇守边关。分封先圣之后，能够把新王朝与更古老的秩序相接；分封宗亲功臣，也有建立统治网络的作用。这是理解制度的一条思路。不过，“周王特意派亲族监视尧的后代”“秘密授意燕吞并蓟”，以及燕因王室供应更多军械而获胜，都不是上述文献与铭文已经证明的具体命令。

琉璃河早期燕都与后来以蓟为中心的燕国，展示的是城市重心的变化。后世叙述常用“燕并蓟、迁都蓟”把两端连起来；但蓟国怎样结束、迁都发生在何时、是否经历了怎样一场战斗，不能只凭两处地名便完整复原。燕强蓟弱或许是一种解释，却不是已经读到战报的结论。

同样，不能因为今天琉璃河距中心城区较远，就替西周人判断它偏僻而不值得建都。古人选择城址，要面对当时的河流、土地、交通和人口。现代城市扩张以后形成的中心与边缘，不是三千年前可以原样套用的地图。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写蓟城西北隅有蓟丘，并说城邑因丘得名。他还把这座城与武王封尧后的传统相连。这条记录告诉我们，至少到郦道元生活的时代，蓟丘已经被用来解释城名。它没有接着说，因为这里长满蓟草，所以小丘才叫蓟丘。

把蓟丘放到白云观附近、再以近代当地所见蓟草解释城名，是另一层地方记忆。它可以成为理解人们怎样想象古城的线索，却不能由“今天有这种植物”直接证明西周得名的原因。仅凭这条地名解释，也不能复原郦道元到此访谈或调查的具体过程。

因此，“三千多年”是认识北京城市史的一个尺度；前1045年的纪念口径、琉璃河西周城址的实物年代与蓟城具体始建年份，并不是同一项证据所测出的三个同义答案。把它们分开，古城的开端反而更清楚。

到了元代，新的大都城又在北京城市史上留下另一层空间。今天的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依托保存下来的城墙遗址建设，文物、水系和现代园林共同组成居民散步休息的地方。公园中的土坡、草木与设施不必都被当作元代原物，真正需要辨认的是受到保护的城垣遗存。

从琉璃河的地下遗迹，到广安门外的纪念柱，再到有人晨练散步的土城遗址，城市并没有只用一种方式保存过去。有些历史藏在铭文里，有些成为近代纪念，有些还留在日常经过的地面上。金中都的出现，正是在这些不断移动、积累的城市层次中，又加上了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