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德光入汴，为何又撤了回来

耶律德光在927年即位，947年去世。《辽史·百官志》把太宗兼制汉地与官分南北相联：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与扩大统治范围同时来的，是按不同社会习俗处理政务的制度。 936年石敬瑭被后唐军围困，命桑维翰起草降表，称臣并请以父礼事契丹主，答应事成后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另许岁输帛三十万匹。892年出生的石敬瑭，比902年出生的德光年长十岁，仍愿认父来换取军援。

账不是没人算过。刘知远当时就谏：“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这段警告后来不幸言中。

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把计划禀告母亲述律后——随即倾国南下，许诺仲秋赴援。随后赵德钧也向契丹请立自己为帝，桑维翰劝德光勿信其请，德光回答：“我已许石郎，此石烂，可改矣！”936年的出兵经过太后知情，不代表她后来从未反对长年战争。

石敬瑭得立后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今天北京、天津及河北、山西北部的大片地域，连同重要通道与关隘，由此进入契丹统治。宋朝后来面对的北方军事格局，深受这次割地影响。

十六州并非此后始终作为整块疆土停留在同一政权手中：959年后周取得瀛、莫等地并在三关设守，宋初也多次北伐。它们是辽太宗最重的政治资产之一，行政、赋税与人口进一步扩大了辽朝对农耕地区的治理；阿保机时代已有移民与农业经营，不能把此时说成第一次接触农耕。

石敬瑭死后，继位的是侄子、养子石重贵。《旧五代史》记其父敬儒早亡，敬瑭将他收为子；皇位与收养关系使他的名分和血缘并不相同。

942年重贵即位后，景延广主张对契丹致书称孙、不称臣。李崧警告这样将来必须亲自披甲作战，馮道态度游移，重贵最终从景延广之议。次年景延广又向回图使乔荣夸言“孙有十万横磨剑”，乔荣特请书面记下，带回给契丹主。

这句姿态的代价很快结算。946年末契丹南下灭晋，通鉴记重贵出降时奉上的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孙也称了，臣也回了。太后李氏上表自称“新妇李氏妾”。当初争的正是“臣”字，结局把这个字加倍还了回来。

述律后确曾反对德光长期征战汉地。《契丹国志》在契丹连年入侵、人畜多死、国人厌苦之后，记太后反问：让汉人来做胡人的君主，可以吗？德光答不能；她接着问，既然如此，他为何要当汉帝。德光以石氏负恩不能容作答，太后仍警告，即使得到汉地也不能安居，万一失败后悔不及。

另一段“西楼有羊马”的劝阻，比太宗灭晋更早。《新五代史》记王郁请求阿保机攻镇、定时，述律后以羊马富足、西楼足乐，劝他不要远赴别人之急，担心晋兵强而胜负难料。两次进谏同出太后，却分别对丈夫与儿子而发。

936年德光援石时先禀母亲，后来母亲又警告久战的代价。支持一次援兵，与反对不断扩大征服并不矛盾。太后的务实可从这两层态度理解，不能以曾经知情就排除后来的异议。

947年正月丁亥朔，“备法驾入汴，御崇元殿受百官贺”——以中原皇帝的仪仗进了汴京。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大赦，改元大同”。以帝王仪仗入城与改号，表明德光要建立对中原的统治。

通鉴记他登上城楼，遣通事向城中宣告：“我亦人也，汝曹勿惧！会当使汝曹苏息。我无心南来，汉兵引我至此耳。”对后晋百官他说“其主负恩，其臣何罪”，命领职如故。

然后是反转。“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接着括借：他告诉判三司刘昫“契丹兵三十万，既平晋国，应有优赐，速宜营办”，于是“括借都城士民钱帛，自将相以下皆不免”，名义是犒赏契丹大军。进城时的安抚与进城后的搜刮，是同一个人的政策。《通鉴》接着揭明，这笔钱实际没有颁给士兵，而是藏入内库，准备运回本国；离汴时，府库之实也随驾北行。征敛的理由与钱财的实际去向相背，安抚就更难取信。

反抗先在军镇展开：辛未，“刘知远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晋国……更称天福十二年”，后汉在晋阳立起来了；各地州镇随之观望、起事。契丹占领军发现自己成了全国的目标，粮道与归路都在变长。

德光以天气将暑、回上国探望太后为由北撤。《辽史》记他北渡黎阳，列出“三失”：纵兵掠刍粟、括民私财、不立即遣诸节度使回镇。前两项伤害生计，第三项承认自己没有及时让原有地方长官回到治理岗位。留下官员和军队，不等于地方秩序已经恢复。

《辽史》记德光至高邑不豫，随后崩于栾城，年四十六；《通鉴》也记病甚、卒于杀胡林。北归、患病与死亡在记载中相连，不能据地名或撤军就改作被杀、被吓死。德光的“三失”说明他已经看到征服与治理之间的裂缝，疾病本身的具体诊断则不见于这些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