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为何走向失败

隋人笔下的高丽，指这里的高句丽。它的统治范围跨辽东与朝鲜半岛北部，不能用今天某一国的版图来代换。《隋书》把平壤记作都城，并列国内城、汉城等重镇；再向前追溯，则记曹魏正始年间毌丘俭攻破其国。这不是曹操亲征的故事。高句丽与中原政权的往来，也一直交织着册封、遣使与战争。

杨坚受禅后，高句丽王高汤受隋册封，派使者朝贡。新罗、百济也各自与隋建立关系，但三个政权仍相互攻伐，并不是高句丽已经吞并了另外两国。文书中都向隋称臣，并不能使他们彼此停战，更不等于隋已经直接管理辽东以外的所有城邑。

平陈之后，高汤听到南方大国覆亡，开始整兵积谷。杨坚在597年的责书中指控他阻隔靺鞨、契丹与隋来往，招引工匠、弩手，限制隋使察看，又有骑兵侵害边人。信末把辽水与长江、高句丽与陈国作比较，借平陈之威施压。信中这些具体争端，比一句高句丽不肯朝贡更能说明双方为何冲突；也不能把其中没有写出的禁止私通突厥，补成这封信的原话。

高汤死后，其子高元继位。598年，高元率靺鞨骑兵万余侵入辽西，被营州方面击退。杨坚命汉王杨谅、王世积统领水陆军三十万出征，高颎任汉王长史，周罗睺统率水军。辽东战事有明确的边境触发事件，并非杨广继位以后才突然出现。

然而，名将与大军没有解决道路上的困难。陆军出临渝关，遇到水潦，粮运接不上，又发生疫病；周罗睺从东莱渡海趋向平壤，遭风损船。《通鉴》记九月回师，并以死者十之八九描述损失。这个比例应作为史书记载来读，不能据此补出每一路的精确死亡表；但这一次远征确实没有完成征服。

高元也遣使谢罪，在表中极力自贬。杨坚接受，恢复原先的待遇；《隋书》接着记高元按年遣使朝贡。百济此前愿做隋军向导，隋帝此时反而告知对方，高句丽既已认罪，就不再讨伐。于是，一场军事上受挫的行动以政治和解收场，而不是隋军一退，高句丽便从此完全断绝贡使。

到了杨广时代，启民可汗的依隋关系给皇帝提供了另一种示范。启民曾在内争中失去部众，依靠隋的保护重新站稳；他在表文中称杨坚为大隋圣人莫缘可汗。这是一个具体盟友表达依附的语言，不能据此把所有突厥部落写成只有同一种想法，或把莫缘改成另一个汗号。

607年，杨广北巡，来到启民驻地。《隋书》说，高句丽此前私下派使者到启民那里，启民不敢隐瞒境外之交，把使者带来相见。记载并没有给出营中慌乱的表情和一长串临场问答；可以确认的是，原来属于高句丽与启民之间的交涉，变成了隋帝当场过问的事务。

杨广命牛弘宣旨：因为启民诚心奉国，自己才亲至其所；明年将往涿郡，请使者回告高句丽王，早来朝见，不必疑惧，隋会像对待启民一样存养他。如果不来，便带启民巡行高句丽国土。安抚和武力威胁被放在同一道命令里。牛弘负责宣旨有明确记载，却不能由此推导出皇帝按外交制度绝不见别国使者。

朝见之争之外，还有半岛各国自己的求存。《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611年真平王遣使到隋，奉表请求出兵，炀帝答应了。到隋的是使者，不是新罗国王亲自来到杨广面前。新罗希望借隋的力量减轻高句丽的压力，它的诉求与隋帝要求高句丽王入朝，彼此有关，却不是同一件事。

百济也曾请求讨高句丽，实际行动却未必与隋一致。《隋书》记百济一面表示协助，一面与高句丽私下通和，并继续同新罗交战。皇帝看见的是可以号令诸国的机会，各国计算的却是自己的边境与对手。战争有这些现实来由，仍不能自动证明百万动员和皇帝亲征就是代价最小的办法。

611年，杨广下诏讨高句丽，命元弘嗣到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资治通鉴》记载，官吏昼夜督役，工匠长时间立在水中，下身生蛆，死亡达到十之三四。这是该书记述的一次严酷征发，不能反推成古代造船一律要让工匠泡在水里的技术常识。

征调并不限于军队。江淮以南的水手、弩手，岭南的兵员，河南、淮南、江南制造的戎车，运送军粮的民夫，都被汇入这次战争。运输队伍把仓中的粮食送向涿郡，同时自己也要吃粮、用车、役牛；账面上源源不断的物资，沿路就已经付出损耗。

正式大举出师在612年。《通鉴》记参战兵数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称二百万，并说馈运人员倍于军队。实报兵额、对外号称与运粮人手是不同口径，不能简单相加便当作准确总数。从611年的备战到次年的进军，这场远征已经调动了庞大的人力。

隋军进至辽水，高句丽军隔水阻击。宇文恺奉命造浮桥，桥移向对岸时却还短了一丈有余。隋军有人下水接战，岸上的守军居高攻击，渡河部队无法顺利登岸。麦铁杖与钱士雄、孟叉等在这一轮战斗中死去。

隋军只得收兵，把桥移回西岸，再由何稠接造。桥修好后，各军才相继渡河，击退守军，进围辽东城。这一段有勇将赴死，也有工程修正：渡河成功不是把同一次冲锋再讲得英勇一些，桥长、河岸和敌军位置同样决定士兵能不能站上岸。这里的陆军渡河，也不等于来护儿的海上水军已经与皇帝会师。

杨广要求诸军相互通报，不得擅自冒进；军事进退也须奏报，等待命令。他还规定，高句丽若愿意投降，便应安抚接纳，不能继续进攻。这样的要求把行动约束得很细，却把最需要及时判断的机会推回了皇帝所在之处。

辽东城眼看要被攻破时，守军便提出投降。隋将奉命停手、驰奏，等到批复回来，对方又修好了防御，继续抵抗。《通鉴》说这样的情况反复发生。杨广后来到城边责问将领为何迟迟不克，前线面对的困境却没有因此消失：及时进攻可能违命，等待命令又会错失战机。

海上另有一路。来护儿率江淮水军进至平壤附近，先打了一场胜仗，便想乘胜直取城池。副将周法尚劝他等其他部队会合，来护儿没有采纳，挑选四万精兵向城下进发。胜利让他看见了机会，也使水陆配合的约束被放到了后面。

据《通鉴》，高句丽军把伏兵藏在外城空寺中，出战佯败，诱使隋军入城。隋兵散开俘掠，部伍混乱，伏兵这时发动，来护儿大败，逃回的只剩数千。周法尚在船边整阵接应，才阻止追兵进一步逼近。水军退屯海边，原先可以接应陆军的力量就此失去了作用。

从初战获胜到追敌入城，来护儿接连向前；士卒一旦散开俘掠，整齐的军队便失去相互支援的条件。对手等的正是这个时刻。一次胜仗没有使危险消失，反而把轻进与军纪松弛的后果带到了城内。

宇文述、于仲文等九路军向平壤深入，士兵领到百日粮，还要携带甲胄、兵器、衣物和营具。《通鉴》说人均负重三石以上，沉重得无法运到目的地。军令禁止弃粮，士卒便在营帐下掘坑埋粮。纸面上的百日供应，与一个人真正能背着走多远，成为两件不同的事。

乙支文德来到隋营诈降，借机观察虚实。于仲文原有擒拿他的密旨，慰抚使刘士龙却坚持阻止，文德因而得以离去。于仲文后悔，再派人请他回来，他已渡过鸭绿水。隋军内部又发生争执：宇文述见粮将尽，想退；于仲文坚持追击，最终各军继续前进。

文德看出士兵面有饥色，便以战而退，拖疲对手。隋军一天接连取得战术上的胜利，却被带向更深处；到平壤附近，士卒已疲惫，城池又难以迅速攻下。对手提出隋军退兵便奉王入朝，宇文述遂借此回撤。胜利没有补回粮食，也没有让军队获得攻城的体力。

隋军起初结成方阵，且战且退，高句丽军从四面袭击。到萨水，部队渡河未完，后军遭到攻击，辛世雄战死，诸军随之溃散。此时过河的混乱叠加长期疲劳，撤退已经很难保持组织。来护儿听到陆军败讯，也引兵返回。

《通鉴》以九军渡辽三十万五千、还至辽东城仅二千七百的悬殊数字描述损失，并记卫文昇一军独全。这不能换算成全部隋军只剩二千七百人，也不能把未归队人数一律当作现场战死人数。可以明确的是，深入平壤方向的远征遭受重创，大量军资失去，杨广随后撤还。

612年的惨败没有让远征结束。次年正月，杨广再次征兵到涿郡，并开始招募民间勇健者为骁果。募民补充兵源能说明战争对人力的需求，不能说成全国已经没有一个兵可用。三月皇帝再往辽东，四月渡辽；宇文述、杨义臣奉命趋向平壤，皇帝则督诸将攻辽东城，两处目标要分开看。

这一次，诸将获准便宜从事。飞楼、撞车、云梯、地道从四面推进，攻守昼夜不停，二十余日仍未破城，双方都死伤很多。杨广又令人用装土的布囊筑成高道，配以八轮楼车，准备俯临城中。这些办法显示第二次战役并非原样重演，辽东守军也绝非毫发无损。就在城中日益危急时，杨玄感起兵的急报改变了整个战场。

急报中的人是礼部尚书杨玄感。他的父亲杨素曾参与平陈、平江南叛乱，帮助杨广取得储位，又平定杨谅。杨广即位后，杨素获得高官厚赏，还参与营建东都；但《隋书》同时说，皇帝外示殊礼，内怀猜忌。这份既显赫又危险的遗产，后来一起落到了杨玄感身上。

606年，杨素改封楚公。《隋书》将这次改封与太史预言隋的分野有大丧相连：楚与隋同属一处分野，要以楚公承当不祥。这里说的是楚公，并不是把杨素封为随国公、安置到随州。传记又写，皇帝派名医探病、赐药，却私下询问病情；杨素自知位极人臣，不肯服药，向弟弟杨约说自己何必再活。叙事的阴沉，不等于已经证明皇帝下毒。

杨玄感袭爵后仍受任用，甚至因主动请求出征得到赞许；另一方面，他知道皇帝猜忌杨家，朝中文武又多有父亲旧部，于是与诸弟谋反。担忧自身、家族声望、朝政紊乱与民众苦役，一同构成了举事背景。把这些压缩成父亲被害、儿子单纯报仇，会丢掉这场政治冒险真正依靠的条件。

杨玄感被派到黎阳督运军粮。这是通向前线的粮运节点，不是江南的溧阳。他先故意拖慢运输，借口水路有盗贼，不宜分批出发，希望使辽东军队缺粮；同时秘密召回随驾的弟弟，又派人召李密。远征把皇帝和大军引向辽外，也把粮船、运夫集中到了督运者手边。

613年六月，他让家奴假扮东方来的使者，宣称来护儿反了，自己要起兵讨伐。随即关闭黎阳县城，搜集男夫，用帆布做盔甲，设官发文，要求邻郡会兵于仓所。《通鉴》分记选运夫五千余、丹阳宣城篙梢三千余；《隋书》概括初起众近一万。它们描述的是起兵时聚起的力量，不能再把两组人数全加到一万人之上。

玄感后来公开以救百姓为号召：自己已是上柱国，家资丰厚，不是为缺少富贵才冒灭族之险。围攻东都时，他又开仓赈粮，父老送来牛酒，报名从军者不断增加。来护儿却始终在为隋作战；假称他反叛，是玄感夺取动员权的一步，不是这位将军真的变换了立场。

李密抵达黎阳后，被玄感倚为谋主。他先提出北进：趁皇帝远在辽外，突入蓟地，控制临渝险道，切断归路。隋军南临大海、北有强胡，粮食一旦耗尽，后面再受高句丽追击，就可能崩溃。这个方案的关键，是拿住皇帝与帝国后方之间的通道，而不是先夺一座有名的城。

第二策是向西，不在沿途城池浪费时间，直取长安，招集关中豪杰、抚定民众，凭借险固和府库建立根据地。第三策才是急袭东都洛阳。李密担心唐祎已经报信，守军若抢先准备，攻城久拖不下，各路援兵就会合围。东都的重要性是一种诱惑，也正是其防守与救援更容易集中的原因。

玄感偏爱第三策。他看重百官家属都在东都，夺城可以动摇朝廷人心；又认为遇城不攻，无法显示威势。于是，把李密的下策当成自己的上策，兵向洛阳。三策的优劣是当时人物的分析，北上截归路的方案并未实际实行，不能因后来攻洛失败，便倒推另一条路一定会成功。

洛阳由越王杨侗与樊子盖等留守。唐祎的报告使他们得以及早戒备，玄感虽屡胜出战的官军，追随者一度达到十万，仍未夺下东都。西京派卫文升来援，各地部队陆续聚集；这不是玄感一到首都便遇上皇帝亲率全部主力的一场决战。

辽东方面，杨广获知举事消息，又听说许多达官子弟已经投向玄感，立即准备回撤。与玄感有联系的兵部侍郎斛斯政先逃入高句丽。隋军夜间放弃大量军资、攻具，分路撤走；高句丽起初怀疑有诈，观察两日才追击，临近辽水时袭杀后队的羸弱者。来护儿在东莱得知洛阳被围，也决意回军救援，把后方危机看得比继续渡海更紧迫。

援军压来以后，玄感才改向关中，却又停攻弘农，耽误了撤走的时间。宇文述、卫文升、来护儿、屈突通等军追击，玄感终于大败。逃到葭芦戍，只剩弟弟杨积善相随时，他不愿受辱，请积善杀死自己；积善随后自杀未死，被隋军捕获。起兵打断了第二次东征，却没有因此保住举事者。

玄感败后，镇压没有止于作战者。《通鉴》记杨广对裴蕴说，玄感一呼便有十万人响应，使他更觉得天下人不宜太多，多则聚为盗，不严杀便不足以惩戒后来者。樊子盖与裴蕴据此严办，史书记杀三万余、流徙六千余，并直言被杀者中枉死过半。数字是史书对这次处置的记载，不能扩大成全国所有百姓都受到同一种处罚。

最令人沉重的是赈粮的后果：书中说，玄感围洛阳时开仓给米，受米者后来被坑杀于都城之南。对于这些人，曾从军中的仓粮得到一餐救济，竟足以成为追罪的依据。叛乱者的救民口号和朝廷惩后的意图，都不能遮住普通人最终承担的结果。

从这类言论与处分，可以讨论杨广怎样看待威刑、怎样对待被卷入叛乱的百姓；但不能再替他补写每一次工程或战争都不在乎任何人死亡的内心独白。运河、都城、律令各有其历史作用，征役与滥杀也须分别追问。把功业与受害者排成可以互相抵销的账，会使两边都失去具体内容。

614年二月，杨广又让百官商议讨高句丽，数日无人敢答，随后下诏再次征兵。三月往涿郡途中，士卒接连逃亡；到临渝宫，皇帝处死逃兵以示威慑，逃亡仍未停止。等七月到怀远镇，国内各地已乱，许多被征发的部队没有按期到达。军令还在往外送，朝廷把人集中到战场的能力却已明显受损。

这不等于每一路援兵都被某一支起义军半途收走。逃亡、道路受阻与各地失期须按记载分别看，也不能把三次出征人数排成一个没有依据的递减数表。高句丽同样疲敝，来护儿渡海到卑奢城，击败前来迎战的高句丽军，准备继续趋向平壤。此时尚未围住平壤，却足以让高元认真考虑结束眼前战事。

高元派使者求降，并把前一年逃入高句丽的斛斯政交出来。杨广大悦，下诏召来护儿还军。来护儿却认为，三次出兵都未平定对手，如今高句丽已困顿，正应继续前进，包围平壤、擒王献捷。他答表请求进攻，不肯立刻奉诏；其中不日可克的判断属于前线统帅，并不是后来已经发生的结果。

长史崔君肃反对抗命，劝说无效后，把违诏可能受罪的后果讲给诸将。众将惧怕，一同要求班师，来护儿这才服从。这里既有军事机会与政治收场之间的分歧，也有将领必须承受的违诏风险。它与612年受降程序牵制战机相互映照，却不能证明只要拒绝撤军就必定灭国。

八月，杨广从怀远回师。途中，杨公卿所部袭击御驾后队，夺走御马；皇帝结束外战，国内的战争却没有停。回到京师后，他以高句丽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庙，再召高元入朝，高元最终没有来。杨广令诸将准备再举，第四次东征终未实行。614年得到了求降与俘虏，却没有完成召王入朝、进一步控制高句丽的目标。

三次战争不是三场相同的失败：612年有九军溃败，613年因后方起兵而放弃攻城，614年则以求降收场，却未使高元入朝。共通的问题，是连续征发没有给军队与民间足够的恢复机会。征辽军的家属与役夫同样受到影响，《通鉴》记613年三吴征人因父兄多未归而逃亡，随后聚到起兵者旗下。战场与民变之间，有这样具体的人流。

兵额再多，也需要粮运、分工与临阵判断。辽东城的反复受降、水陆未能会合、九军粮尽后仍深入，显示诸军协调与指挥权安排确有问题。不过，隋军并非完全没有统属，也不是将领从始至终都无权临机处置，613年的便宜从事就是调整。失败不能只用皇帝一人遥控每个士兵来解释，更不能把作战、运输的不同数字相加，算出全国人口固定十分之一参战。

东征消耗很大，但隋朝此后仍有张须陀、王世充等率军镇压反抗者，不能说正规军已经全部打光。问题在于，镇压的胜仗未能恢复社会秩序，逃亡、聚众、征讨和更重的处分相互加剧。辽东有边境安全和外交上的意义，是否值得用这样的规模和频率去攻取，则是另一项判断：一座城的军事价值，不会自动使无限追加的代价变得合理。

节目提出过另一套打法：邀突厥共同出兵，分路推进到边境筑垒，保持将攻未攻的压力，让高句丽长期备战；同时牵住突厥兵力，等待对手内部生乱。这是今天回看战争所作的假设。它提醒人们，威胁、结盟与有限军事行动也可以是选择，但不是史书中已经实行而被漏掉的一次战役。

假设本身仍有成本。隋军驻在远方，也要运粮、守道、轮换；敌军可能反击，也可能适应对峙，并不必然先内乱。盟友又有自己的得失，无法保证长期按隋的计划留兵消耗。607年命高元入朝时提到启民，到612年出师时，这位可汗已经去世，不能把他视作三次远征期间始终在场、随时可供调遣的同一个人。

另一种设想是先召高元来朝再扣留。史料中有召王入朝与武力威胁，二者却不能直接证明已经制定拘王计划。无论诱来、围困还是攻城，都要解释如何使对方就范、如何补给、何时退出。可以批评隋军一再扩大投入，也可以推演替代办法；不能仅因实际方案失败，就把尚未发生的方案写成低成本必胜。

高句丽在隋的三次远征后仍然存在，但不能因此说整个唐朝也始终未能攻灭。唐太宗的亲征未实现灭国，到了668年，李勣等所统唐军攻入平壤，高藏被俘。朝代更替、各方力量和高句丽内部形势已经变化，后来的结果既不能证明杨广当年必能成功，也不能抹去隋军已经付出的损失。

今天北京法源寺的前身是悯忠寺。中国佛学院所载寺史，把645年发愿建寺与追荐东征阵亡将士相连，并记寺至696年建成。寺院保存的是战争之后的悼念，不是一张可以据以重建每批遗骨归葬路线的清单。将士未能回家，后来的人以何种方式记住他们，也是这段战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