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太子为何失去信任

《隋书》列出杨坚与独孤皇后的五个儿子：长子杨勇、次子杨广，以下依次为杨俊、杨秀、杨谅。杨坚一度很看重五子同母这一点，认为他们是亲厚的真兄弟，可以避开前代因不同母亲与宠妾而起的争斗。这个期待，后来没有成为可靠的保障。

杨勇不是在父亲称帝以后才开始接触政务。杨坚辅政时，他已做过洛州总管，统辖旧齐地区，又被召回掌管禁卫。581年隋朝建立，他立为皇太子，军国事务以及尚书奏报的死罪以下案件，都被交给他参与裁决。

有一次，杨坚准备把流亡百姓迁到北方充实边塞，杨勇上书反对。他说，百姓离乡是战乱与苛政所逼，伤口尚未恢复，应当给他们时间安居，不能再以迁徙增加劳扰。杨坚采纳了他的意见；传记还说，此后他对不便的政令有所增损，父亲也常常接受。这样的杨勇，确实曾是参与创业与施政的长子。

杨广则逐步获得统军、镇守地方的机会。588年冬，他受命为伐陈行军元帅，次年陈亡，具体战事由诸将分路推进。两兄弟的职责有所侧重，却并非一个从不带兵、一个只管打仗：582年杨勇也曾屯兵咸阳防备突厥，杨广的地方总管职任也包含治理。父亲安排的是诸子共同维持新朝，不能倒过来把后来争位写成一开始便确定的结局。

杨勇的正妻是元孝矩之女。元家出自北魏宗室，元孝矩经历了西魏、北周到隋的政权更替。《隋书》说得直接：杨坚看重他的门第，才为儿子娶其女。建隋以后，元氏成为皇太子妃，元孝矩也受到更厚的亲礼。这桩婚事确有家族与政治分量。

杨广娶的萧氏，则是江陵梁国君主萧岿的女儿。杨坚为晋王到梁国选妃，《后妃传》又以占卜吉凶串起选婚过程。萧氏既有南方皇室背景，也有自己的学识与能力；传记称她好学、能文，杨坚很欣赏她，杨广也敬重她。

这两桩婚姻让隋室连上不同的旧朝家族，但还不足以把杨勇和杨广分别等同于全部北方、南方社会的代表。夺储确实牵动姻亲、官僚和地方任职形成的关系；哪些人为什么转向，仍要看他们各自的行动。后来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也不能仅凭两位王妃的出身，就推定其全部缘由。

在东宫，元妃的尊位没有换来杨勇的亲近。杨勇宠爱云氏，她的位号是昭训，所受礼遇却被《隋书》形容为与正妻相匹。云氏的父亲云定兴也因女儿与东宫建立了密切关系。太子家中的亲疏，开始冲撞父母为他安排的婚姻。

云昭训生下长子杨俨，消息传到杨坚那里。皇帝说：‘此即皇太孙，何乃生不得地？’不满指向孩子的母系身份。云定兴接话道：‘天生龙种，所以因云而出。’一个云字，同时成了自家姓氏与祥瑞的双关。《隋书》称时人认为这句话应答敏捷。

一句机巧的回答，并没有消除嫡庶之别；但杨俨也没有因此从出生起就被祖父完全冷落。同一篇传记保留了杨坚后来追述的另一件事：他与皇后曾共同抱养杨俨，杨勇却接连派人索回。在废储前的指责中，连这件旧事也被重新讲成父子相疑的证据。

云昭训所生诸子，本传列为杨俨、杨裕、杨筠三人。杨勇其他儿子的母亲另有高良娣、王良媛等人。东宫有多位姬妾和多个庶子，不能把所有孩子都归到云氏名下，更不能由这份名单推算元妃夫妇实际共同生活了多少年。

杨广与萧妃的儿子杨昭，也从出生就被杨坚命人养在宫中。《隋书》为他留下几幅亲近祖父母的画面：三岁玩石狮子时，看见祖父腰痛、扶着皇后，便退避开去；谈到将来娶妻，他又因担心成婚后要离开宫中而哭泣。传记借这些故事说明杨坚对他的钟爱。

杨昭的嫡出身份，与杨勇东宫没有正嫡儿子的处境，后来确实被放在同一套继承考虑中。不过，抱养杨昭与抱养杨俨的记载同时存在。祖父喜欢哪一个孩子、皇后认为什么样的母亲配成为未来的尊长、皇帝最终选择哪一个儿子继位，是相互牵连却不能完全画等号的三件事。

另一道裂缝出现在冬至。百官齐集东宫，杨勇穿着礼服、设置音乐接受祝贺。杨坚听说后问群臣：百官相率去朝太子，这是什么礼？太常少卿辛亶回答，在东宫只能称贺，不能称朝。

皇帝追问的却不只是一个字。他可以接受数十人随情前去祝贺，不能接受有司征召、百官同时集中，太子又以法服与礼乐相待。如此规模的仪式，在他眼中已经混淆了君臣等级。

随后诏令强调，皇太子虽然是继承人，也仍是臣子；各地长官正旦、冬至另向东宫朝贺、进贡的做法应当停止。传记把这件事写作父子恩宠转衰、疑阻渐生的节点。杨勇曾因参加政务而显得合格，如今东宫聚拢的声望与仪节，却使父亲看见了另一重威胁。

586年三月，洛阳男子高德上书，请杨坚退为太上皇，把帝位传给皇太子。他确实叫高德，与朝廷重臣高颎不是同一个人。本纪只以洛阳男子介绍他，没有给出一套可以确认的东宫幕僚身份。

杨坚的回答很坚决：自己承受天命，抚育百姓，每日勤劳到很晚仍怕做得不够，怎能仿效近代帝王，传位给儿子，只求自己安逸享乐？在统一南方之前，他显然没有接受这次内禅建议。

史书在这里留下了高德的请求与杨坚的拒绝，却没有据此坐实杨勇授意上书。一个外人要求父亲交权，足以让人想到储位的敏感，但想到与证实相去甚远。更不能从杨坚当年代周的经历，直接复原他听到这封奏书时每一步猜疑。

杨坚还向擅长相术的韦鼎问过，几个儿子中谁能继位。韦鼎没有报一个名字，而是回答：皇帝与皇后最喜爱的那个人，应当得到皇位；这不是臣下敢预先断言的。杨坚笑着追问，是不肯明说吗？

这段问答见于《隋书·韦鼎传》，并不是可以验证的预言。它更清楚地留下了一个宫廷处境：名义上已有太子，皇帝却仍在询问谁会继承；被问的人又把选择权交回父母的偏爱。传记没有把这次问答紧接在高德事件之后，不能硬排成同日或同一轮试探。

杨勇的问题不能缩成没有与正妻生子这一项。他曾因装饰铠甲受到节俭的训诫，又因冬至仪式触犯君臣界限；东宫的宴饮、亲近之人和姬妾关系，也不断进入父母的视野。有些事情是他自己的选择，有些指控则还需要分清说话者与证据。

对杨勇而言，困难在于同一座东宫承担两种要求：它必须让继承人学习治理、形成办事的人手，又必须始终服从在位皇帝。父亲的信任一旦转弱，原先的职权、来往与受贺都可能被换一种眼光解读。不是所有兄弟都必然想夺位，也不是所有太子都会遭遇相同结局；但杨勇周围，已经有人准备把这种猜疑变成实际的废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