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孝：一匹马与二十卷律令

金熙宗被弑、海陵王即位后，夏国没有马上接待告谕使者。夏方责问：“圣德皇帝何为见废？”金廷再次说明废立，1150年仁孝遣使庆贺。归附强邻，也仍要处理弑君后的新旧名分；这一回拒接有记录，不能据此确定夏主心中每一步的权衡。

1177年，仁孝向金世宗献上史书所称的百头帐。世宗认为夏国本有规定贡物，先让退回；夏方再上表，说使者已到边境，若不收受，便无从表达诚意，也恐邻国认为夏国不在金廷眷顾之列。金最终允许随贺正使进献。礼物、国书与体面，同样是两国反复协商的事务。

1172年，金世宗认为夏国以珠玉换金国丝帛，金方付出有用之物却得到无用之物，遂罢保安、兰州榷场。仁孝请求恢复，未获同意。贸易利益在两国眼中并不相同，谁能决定市场开闭，也是强弱关系的一部分。

河西、黄河灌区与沙漠边缘构成夏国的广大疆域，范围跨越今日多个省区。但各时代边界、实际控制与短期占地并不相同，不宜拿一张最大版图，把仁孝的每一年都画成相同的强盛。

《西夏书事》记1155年仁孝猎于贺兰原，坐骑伤足，竟命抓来修路者处死。尚食阿华进谏，以贵畜贱人的道理劝阻。仁孝惊讶而止，回宫告诉皇后罔氏；皇后赏给阿华银币，既奖敢言，也提醒其他侍臣当时为何沉默。一条人命能否留下，取决于这一回有人肯站出来说话。

这则宫廷小事留下的，是皇帝的怒气如何被一句进谏拦住。它可以说明一个君主愿不愿意改口，却不能证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正是由这次马伤突然催生。编法需要汇集旧令、官署经验与新规定，远比一个瞬间的醒悟复杂。

仁孝天盛年间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有二十卷、约一千四百六十条，内容涉及国家管理与社会生活。出土的西夏文法典使许多具体规则重新可读；它吸收唐宋法的经验，也按夏国实际调整，不能只用“中世纪独一无二”代替制度本身。

例如春季开渠，法令按田亩多少分配劳役，最长四十日，期限已满却不遣返要受罚。渠桥破坏须修复，擅自放水损人田宅须赔偿，官吏违法摊派或受贿也有处分。规则所处理的，是同一条水渠旁的人怎样分享水、承担劳动与负责损害。

皇帝肯接受谏言，与臣民有成文规则可循，是两种相互补充的治理手段。称仁孝重视法制有据；说他的每个行为都已受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约束，则超出了这些材料能够证明的范围。

1144年，夏国在州县设学校，并扩大宗室教育。七岁至十五岁的宗室子弟皆可入学，设教授，仁孝和皇后罔氏也时常训导。王家孩子进入课堂，但“皆得入学”表示准许，并不能翻成七岁起人人必须接受七年义务教育；这段原文也没有皇帝与皇后每月轮流授课的固定日期表。

1145年又设太学，仁孝亲自释奠。次年尊孔子为文宣帝，后续举行进士唱名、设童子科与内学，挑选儒臣讲授。学校不再只有宫廷私教，它与取士、礼仪、官员培养一起成为国事。

1164年，创制西夏文字的野利仁荣被追封广惠王。推崇儒学与纪念本族文字创制者可以同时发生：夏国学习中原典章，并不是简单把自己的语言抹去，而是让两种文字承载更多可传授的知识。

仁孝朝既有灾后赈恤，也有对世禄之家奢侈的禁令。1163年他限制贵族铺张，所忧包括世家炫耀、社会风气与耗费。不同政策有不同的缘由，不能将每一道禁奢令都接成发现赈灾官员贪污后的现场处罚。

任得敬曾以国用不足为由请求罢学校，仁孝拒绝。问题并不只是是否节省，而是什么开支该省、什么制度仍值得维持。一次节俭建议可以是公共财政之议，也可以成为削弱学校和朝廷的工具，要看提出者的行动与具体结果。

1193年仁孝去世，史书记年七十、在位五十五年。灾荒、萧合达叛乱、任得敬逼分国都发生在这段长治之中；和平繁荣应当放在这些危机旁边理解，不能写成一百年没有战争、也不再有军政压力的黄金时代。

党项迁徙进入陕北、河西与宁夏，并非直到建国才第一次住进州城。屯田、灌溉、州县、市场与部族组织长期并存；学校的发展是在这些积累上添了一层文化制度，不能倒置成先受教育、才一夜之间转为定居。

辽、金同样有建国前后的州城与农业人口，不能用“游牧王朝建立后才开始州制”给西夏安排独一份优越感。仁孝时代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边境政权能把本族文字、儒学、成文法与水渠上的日常秩序连在一起。

长久的稳定还取决于邻国局势。金、夏之间的礼节与贸易，使仁孝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十三世纪初草原势力重新整合，继承者将面对不同的选择。制度留下了积累，也没有替后来的君主预先决定每一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