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川口之后：打赢的人也想开市

元昊称帝后，把进攻指向延州。这里是宋在鄜延的枢纽，范雍曾请求增兵，说明地广而堡寨疏、土兵少、缺宿将，奏请没有得到落实。到元昊遣人通款时，他又信了和议，放松防备。这个失误值得追究，也不能据姓名把他写成毫无边防见识的庸官。

金明在延州之外，李士彬掌着蕃部兵。元昊使部下假装畏惧他的威名，遇战便退，另遣族人诈降。士彬想把来投者迁到南方，范雍不许，给赏并留用，来投者于是越来越多。《西夏书事》所辑记述中，一次敌军夜半未至，士彬卸甲而寝，翌晨来降者就在内部动手，抓住他和儿子。

金明失守，元昊带兵逼近延州，范雍召刘平、石元孙等急援。靠蕃部守边并不意味着所有党项人有相同归属；统领、家族、待遇与仇怨，都可能改变一座堡寨内部的力量。

《宋史·刘平传》记，刘平由庆州救援，与石元孙合军，先遣骑兵争取城门，再回接尚未到的步兵。黄德和、万俟政、郭遵等所部到齐，步骑万余结阵前进，在三川口附近遇夏军。双方列偃月阵，夏兵涉水、蔽盾冲击，宋军几次抵住，还造成不少杀伤。

魏泰则留下另一则传令故事，吴广成辑入《西夏书事》：有人自称带来范雍的命令，称夜间入城恐混入奸细，要各队拉开距离；两将坐在胡床上亲自拨队，已放出约五十队，传令者忽然失踪。他们整阵再进，到五龙川遭四山兵合围。这里的五十是队数，并非五万军马。

两种记述在援军怎样进入陷阱上不同，却都说明将领不能只靠急行、勇敢和一道口信判断战场。它们不能拼成宋军先损失五万、重新招集后又来打一仗的连续过程。

郭遵用铁杵、铁枪和槊，三种兵器合计九十斤。敌将出来挑战，他挥杵击倒，又反复冲阵；后来对方用索拦马，仍被他斩断。最终夏军放他深入、集中射击，马中箭倒地，他被杀。力量再大，也无法一个人替全军维持队列。

日暮时刘平已中箭，宋军略退，阵后的黄德和却率部逃走，引起更大溃乱。刘平派儿子宜孙追劝，他仍不返。刘平收集残兵千余，转战后退保山上，立七柵自固；夏方夜遣假传文书者，他这次识破并杀掉，仍挡不住次日被分割合围，与石元孙一同被俘。

黄德和回去诬告刘平投降，朝廷一度派禁兵围其家。文彦博设狱、庞籍讯问后查明，德和被腰斩，刘家得到释放与抚恤。郭遵的四个幼子也获赐名授官。石元孙后来被送归，朝廷才知道刘平是在被俘后死于兴州。边将的命运，不止取决于败仗，也取决于败后谁能把事情说清楚。

延州守兵已经很少，范雍仍闭门坚守。夜间大雪，夏军暴露城下；别路宋兵又袭击夏境，元昊解围。夏军取得战场优势，未能把延州变成自己的城。

1041年好水川，任福、桑懌等追击弃下牛羊马骆驼的夏军，分路离开、粮食不继，越追越深。任福与桑懌陷围，另一部朱观、武英又与之隔山，直到重创仍不知对方已败。《宋史》还记悬哨家鸽出盒、夏军依旗令发伏的情节，军营的讯号与山路一起成为杀人的工具。

1042年定川，葛怀敏等被截归路、断水道，最后战败身亡，夏军至渭州附近焚掠。三场重创迫使宋更认真建设守备；范仲淹、韩琦等人的经略，使它不再只是等待下一次出击。可是元昊的接连胜利也没有换来可以长期守住的关中土地。

反复征发使夏国的军民疲惫，伤亡甚多，财力不继。宋停止互市，牛羊难以按旧路出售，茶与绢价上涨，民间出现“十不如”怨谣。获胜者仍要穿衣吃饭；战争若把市场一并打断，战果就会继续消耗自己。

议和从臣下通信转成帝号、称臣、疆界与岁赐的讨价还价。元昊先称宋为父、自己为男，不愿称臣；宋又坚持夏国主的名号。到1044年誓表，议定银、绢、茶等合计二十五万五千的常数，但这些是不同计量单位，不能当成同值二十五万五千两银。

双方约定称臣奉正朔、重开榷场，夏国内仍自用帝号。青盐却不开放，元昊要求由宋官收买的盐也没有获准。名分取得妥协，贸易得到一部分恢复，不能据此说夏方所有要求都获满足。

这一时期宋仁宗、辽兴宗与元昊彼此制衡。辽与夏通婚，并没有因此无条件支援。1042年辽借宋西事施压，索关南地；富弼往来谈判，宋以增银绢岁币换得不割地的和好。辽也劝元昊罢兵，宋、辽自己的关系始终另有利益。

元昊妻兴平公主1038年死，辽曾责问夏方为何先前不报病情。1044年辽亲征，则有更直接的前因：归附夏的党项、山西五部牵动边境，夏军援叛部，辽将萧普达等战死，兴宗遂集兵。公主之死是关系中的旧隙，不是数年后一场战争的全部原因。

战斗也有不同笔法。《宋史》和沈括记元昊退却焚草、拖延和议，使辽马疲病，再反击；《辽史·萧惠传》则记元昊请降后辽军继续进逼，大风飞沙迷目，军乱遭夏军蹂击。把对手拖疲、抓住天气时机，都是这些记述里的要点。宋夏刚议和，辽夏又交兵，所谓亲戚国家仍要各自守住边境与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