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权臣换了，危局仍在

1214年宣宗南迁以后，术虎高琪继续参与机务，后来拜尚书右丞相。他曾率兵杀胡沙虎，却未因此被追究擅杀，权位反而上升。朝廷对功过的处理，把握兵的重臣留在中心，也让其他官员越来越难挑战他的决定。

蒙古的攻势并未随着皇帝南迁而停止。1217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授以南征诸军；1219年自己率主力西征，木华黎仍在中原作战，直到1223年病死。西征改变了主力的去向，不能把1214至1223写成北边完全不来、金廷一直平静休息的一段岁月。

高琪主张攻宋，以拓地作为出路。《金史》还把他的动机写得更具体：不再兼掌枢密元帅以后，他一直想重新取得兵权，因此极力劝宣宗伐宋。他把精兵留在河南，河朔有警也不肯及时发援，国家的多条战线与宰相的权力需求纠缠在一起。

1217年初，宣宗一度回答，守住祖宗交付的国土已经足够，何必再向外讨伐；同年四月仍命军队经略南边。后来虽有罢兵诏，双方关系已经破裂。许古请议和，胥鼎反对出兵，高琪或说示弱，或说大军已进，不肯接受。吕鉴更算出战争让榷场交易停止、边民与士卒逃亡，失去的不只是战场上的人马，还有平日支持军需的交换。

蒙古军一度由西夏、关中越过潼关。御史台提出，不能只把重兵留在汴京，放任敌军隔断道路、攻击外围州县；应以陕西军拒关，另遣京中精兵伺机且战且守。高琪以台官不习兵为由，压下建议。黄河与潼关是屏障，城外各地能否相互支援，同样决定都城能否独存。

修汴京里城时，宣宗问工程是否能完成。高琪答城墙终能告成，只是护城濠还未疏浚。皇帝追问没有濠能否守住，高琪说若防城有法，敌军来了群臣更可效力。宣宗反问，与其等兵临城下，不如先不让敌人来到这里。传文留下了这场问答，却没有记成全国已经连一条沟也挖不起。

英王完颜守纯想揭发高琪的罪过，找王阿里、蒲鲜石鲁剌与蒲察胡鲁密议，嘱咐不要泄露。后两人却告诉都事仆散奴失不，奴失不又报给高琪。英王害怕他的党羽，终于没有发动。这不是一场完成的宫廷政变，而是权臣能通过官僚网络抢先听见反对声音的例子。

泄密之后，权臣并未因此立即倒台。后来高琪命自己的奴赛不杀其妻，再把罪推给赛不，送开封府处死灭口；府官畏惧宰相，不敢说出实情。案发后，宣宗借此诛高琪。高琪本传记于兴定三年十二月，即1219年：被他遮掩的家内杀人案，终于成了皇帝除去他的机会。

抹捻尽忠来到汴京，宣宗先没有追究弃中都、抛下诸妃之罪，仍任平章政事。他与高琪不相容，对近侍局参与政事也有争论；史书说近侍自恃诛胡沙虎的功劳，暗中掌握朝政，高琪依托他们巩固地位。宰相、近侍和君主的信息关系，让外臣更难进入皇帝的信任圈。

尽忠与哥哥吾里也谈话，认为皇帝疏远自己是高琪作祟，又说若再次掌兵，不会把局面留到这一步，胡沙虎的事是谁干的？话被告发后，宣宗命审问，两兄弟同被诛。《金史》把兄弟交谈和谋逆告发连在一起；没有说这是先获准的狱中探视，也没有留下他公开宣布弑君的完整台词。

《高琪传》记宣宗晚年说，坏天下的是高琪、彖多。彖多就是尽忠的本名。回看颭军、高琪与近侍弄权、攻宋和断援的决定，这句话能表达君主对臣下的怨恨；然而传末史论也追究宣宗在擅杀之初没有正罪，后来又接受错误用兵的责任。

亡国前的皇帝并非没有勤政、节用和寻求补救的举动。能否识人、能否让进言落到军队和财政上，却比勤劳本身更难。把灾祸全部归给两个权臣，会遮住君臣相互依赖、相互猜疑的政治结构。

元光二年十二月，宣宗因喉痹病危，守纯先入侍。皇太子守绪后来赶到，东华门已关，得知兄长在宫中，便调亲军等部在门外部署。都点检徒单合住向中宫请旨，持钥开门，太子才进入。宰相又阻止高汝砺入宫，以四名护卫监守守纯。

当夜宣宗死，翌日守绪即位，是为哀宗，次年改正大。继承不是父死子立的平滑一笔，也有封闭的宫门和互不信任的兄弟。此后的十年里，他从汴京到归德、再到蔡州，连续调整求生的办法；并非最后十年都留在开封，更不能把每个驻跸地都视为一座正式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