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东丹与断腕太后的选择

925年十二月，阿保机下诏亲征渤海，理由写在诏书里：“所谓两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辽史·太祖纪》记这次出征的随行阵容：皇后、皇太子倍、大元帅尧骨皆从。也就是说，925年出兵与926年灭国是两个节点，储君与最能打的儿子都在军中。

926年正月，契丹军围忽汗城，渤海王大諲譔素服、稿索牵羊，率僚属三百余人出降；索取兵器的契丹近侍被杀后，他再叛，城才被攻破。二月，太祖下令改渤海国为东丹，忽汗城为天福，“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天皇帝、地皇后之外，皇太子在自己的封国里再领一个人皇王的名号。

《辽史·宗室传》还写下临别的情形：阿保机嘱倍留治东土，倍作歌进献，临辞时父亲说，有他在东土，自己不再担忧，倍号泣而出。留下治国，也意味着离开父亲身旁。

班师没有回到皇都。天显元年七月，阿保机行至扶余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陨于幄前”，随后崩逝，年五十五。《辽史》还记下史家自己的一笔呼应：天赞三年“丙戌秋初，必有归处”的预言，至此应验。

驾崩次日，皇后称制，权决军国事。《辽史》记八月皇后奉梓宫西还，德光讨平诸州后先到行在，倍接着到来；九月梓宫归皇都。天显二年八月才葬祖陵，十一月德光正式即皇帝位。从去世到安葬一年多，摄政与继承都在这段时间里展开。

《隋书》记录数百年前的契丹葬俗：遗体置山树上，三年后收骨焚烧。《辽史·地理志》则记太祖祖陵凿山为明殿，祖州二仪殿铸太祖像。早期葬俗与辽皇朝陵寝属于不同材料，不能由树葬直接推出阿保机停棺、风干或石屋的具体仪式。

继位问题摆在三个人面前：长子倍留守东丹，次子德光是随军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少子李胡尚幼。《辽史·宗室传》保存了太祖生前一次有名的试探：“又尝大寒，命三子采薪。太宗不择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干者束而归，后至；李胡取少而弃多，既至，袖手而立。”

太祖的评价只有九个字：“长巧而次成，少不及矣。”长子用心讲究，次子先达成目标，幼子两样都不沾。同一传里还有太祖观诸子睡卧的类似记载。这些条目写在李胡传中，用意正是说明幼子为何不及两位兄长。

《辽史·后妃传》写太后常属意少子李胡，《通鉴》则写她这次爱中子德光。《辽史》还说太祖曾认为德光将兴起家业，太后想让倍避开他。三子采薪从未真正决定皇位，皇子名分之外还有军功、母后的意向与诸部拥戴。

称制的太后要清掉不听话的人。《资治通鉴》记她召来诸将与酋长中难制者的妻子，让寡居的自己作比；又集合她们的丈夫，哭着问：“汝思先帝乎？”众人答“受先帝恩，岂得不思”，她便说：“果思之，宜往见之。”随后处死。思念先帝成了死罪，问题本身成了刀。

《通鉴》次年又记，太后令桀黠左右替她向先帝传话，到墓所便杀掉，前后以百数。把殉葬之名用来清除难制之人，已经显出政治控制的意味。

《辽史》后妃传仍评她简重果断、有雄略，并记她参与征战谋划。统兵与决断的能力，和这些记载中的残酷可以同时进入人物评价。

清洗停在一个人面前。《通鉴》记：“最后，平州人赵思温当往，思温不行。”太后问他：“汝事先帝尝亲近，何为不行？”这位字文美、卢龙人出身的汉臣（《辽史》本传作卢龙人，神册二年降辽）回答：“亲近莫如后，后行，臣则继之。”

太后说：“吾非不欲从先帝于地下也，顾嗣子幼弱，国家无主，不得往耳。”随后“乃断一腕，令置墓中。思温亦得免。”《辽史·后妃传》的版本略异：“欲以身殉，亲戚百官力谏，因断右腕纳於柩”——断腕两书记载一致，纳棺与置墓、右腕与一腕的差别并存。

《辽史·地理志》记述律后在义节寺断腕，置太祖陵，寺内建断腕楼并立碑。伤损自己的身体与保住摄政者的生命，被这个遗迹名称联在一起；《通鉴》只明确说赵思温因此得免，清洗没有落到他身上。

人选最终交给了马。《通鉴》记太后“命与突欲俱乘马立帐前，谓诸酋长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让两子骑马并立，支持谁，就去牵谁的马缰。

酋长们知道太后的意思，争执德光的马缰，欢跃称愿事元帅太子。太后顺势表示不敢违众人所欲，德光遂立为天皇王。推选中有诸部拥戴，也有皇后的意向，马缰把看不见的政治倾向摆到众人面前。

《通鉴》把执辔放在926年九月，倍不满，率数百骑欲奔唐而被拦，随后遣归东丹；断腕则记在927年初。《辽史·太宗纪》记927年十一月，倍率群臣请于皇后立德光。这些材料共同呈现倍未继承与太后主导，却不能把断腕威慑、牵马选立合成已确定先后的一场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