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亡之后，契丹人没有同时消失

《辽史》屋质传写他在潢河两军之间往返，既批评太后的偏爱，也劝新帝不要只逞骨肉之胜；察割作乱时，他易衣脱身、召集诸王、组织禁卫，扶立穆宗。列传的赞誉有史家立场，但这些具体行动，比“辽国诸葛亮”的称号更能说明他的才干。

屋质也有不被听从的时刻。他预警察割，世宗不纳，君臣最终仍遭灾祸；他本人后来善终。因而一个大臣有远见，并不能保证制度永远接受远见。辽末仍有萧兀纳的警告、萧瑟瑟的诗谏与大石的判断，把辽亡简单归结为天下已无人才，会抹掉他们怎样被弃置的过程。

宋徽宗的艺术与天祚的骑射，可以分别评价，不能兑换为治国成绩。把天祚想象成今日运动冠军是有趣的比喻，历史评价更需要看赏罚、继承、边境判断和军队组织。这里的责任，也不只落在一个人的天分上。

萧观音留下《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以虞廷、王会等古典语言赞颂君臣秩序；萧瑟瑟则借乐府形式讽谏朝政。相同的汉文诗歌传统，可以被用来赞美，也可以被用来劝诫。契丹宫廷不是汉文文化之外一块没有声音的草原。

“华夷同风”表达的是朝廷对共同礼乐与政治秩序的理想，不等于每个辽人都作出同一种现代民族身份声明。今天天宁寺塔的辽代建塔碑记，记下天庆九年起建、十个月完工，即 1119—1120 年。这处仍可见的遗存，与燕京寺院和诗文一起，说明北京当时已在辽朝的城市和文化网络中；建筑与唐代相通，也不能单靠外观断定建造者的族属。

王朝结束后，契丹人一部分留在金朝辖境，一部分西迁中亚，又在蒙古时代的军队迁动与通婚中进入新的族群。Biran 的研究把这种变化视为政治共同体消散、人口分散与语言文化调整的长期过程，而不是一夕消失。

国家民委的达斡尔族介绍，以语言、风俗和民间传说为依据，谨慎提出其先民可能含契丹后裔。云南等地也存在自认契丹祖源的家族与群体；地方自述、姓氏、建筑或彩画，是应被研究的材料，不能单独证明一个群体与古代契丹的全部生物或文化继承关系。

辽墓壁画还留下髡发、辫发、长袍与出行人物。对一处墓的图像，应先看年代、地点和墓主背景，不能把所有人物都套进唯一契丹发式，也不能用今天某个人长得像不像壁画来鉴定族属。图像让过去变得可见，证据的边界仍然需要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