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纬：身边的人与亡国的诗

565年，高湛传位给儿子高纬，自己成为太上皇，仍掌军国大事。高纬出生于556年，登基时还是孩子；父亲到568年末才去世，前后相隔三年多。皇帝的名号、独立处理政事的能力与实际掌权的时点，并没有同时到来。

《北齐书》说高纬幼时曾被认为有令名，长大以后也能作文。573年，朝廷设置文林馆，招集文士。文学兴趣真实存在，却没有替他打开与臣下沟通的门：本纪又写他不愿见朝士，专信亲近之人，入对者甚至不敢抬头看他。能写文章与能听进政务，是两种不同的能力。

宫中传唱着他自弹胡琵琶所作的《无愁曲》，有数百人应和，于是有了“无愁天子”的称呼。歌声能使身边的人一起欢笑，却不能把军报、饥荒和用人问题变得无关紧要。高纬统治的危险，从这道越来越窄的信息入口开始显现。

和士开原是高湛信任的人。他善弹琵琶、擅长握槊，能把皇帝留在游戏与宴饮之间；又向高湛鼓吹及时享乐，把国事交给大臣处理。《北齐书》还记他与胡太后的私情。高湛临终时将身后事托付给他，高纬继而沿用这位父亲的亲信。传记中的君臣亲狎与后宫私情各有所指，不能一概改写成他同时与两人有确定的恋爱关系。

这条亲信链也会被宫廷冲突截断。571年，高纬的弟弟、琅邪王高俨矫诏杀了和士开；同年，高俨又被杀。六年后北齐灭亡时，和士开早已不在人世。后来高阿那肱、穆提婆、韩长鸾等人把持要津，史书称后三人为“三贵”，并非从登基到亡国始终由同一伙人在场。

《北齐书·恩幸传》记，南方寿阳失陷的消息传来，穆提婆与韩长鸾仍在握槊，只说那是“他家物”，任它失去。这句话的地点是寿阳，时间也早于周军攻破晋阳；它写出的冷漠，却与北齐后期隔绝政务、以私人宠信代替公共责任的局面相合。

兰陵王名高长恭，又名孝瓘，是高澄的第四子。564年邙山战事中，他率五百骑突入周军，抵达金墉城下。城上起初认不出他，他摘下头盔露出面容，守军才放下弩手接应。军中歌咏此战，形成《兰陵王入阵曲》。这是后来美貌、面具与战阵传说背后的一段战功记载。

据传记，高纬谈及他入阵太深的危险，高长恭回答，这是家事，情急之下没有顾及自己。皇帝对“家事”二字起了疑心。后来在定阳，属下尉相愿直问他为何收取财货，是否因战功太重、害怕见忌而故意败坏名声；高长恭承认。尉相愿提醒，这样做也可能给朝廷惩罚他的理由，劝他称病退出。

这位将领并不是只有美貌、战功和无瑕品行的传奇人物。传记同时记他的受赇、对部属的体恤，以及想退而未能退出的困境。573年五月，高纬派徐之范送来毒药。妻子郑氏劝他求见皇帝，他反问哪里还能见到天颜，最终饮药而死。高纬下令杀他是确定的事实；把原因简化为皇帝嫉妒他长得帅，则丢掉了宗室身份、军中威望与君臣猜忌。

冯小怜原是穆皇后的侍婢。穆后失宠后将她进献给高纬，她能弹琵琶，擅长歌舞，很快得到宠爱。《北史》写高纬与她同席而坐、并马而出，甚至许愿生死相随。后世故事反复谈论她的容貌，传记也确实把她置于战争现场。

576年，周军进攻晋州，北齐宫廷正在田猎。《北史》记小怜请求再猎一围，高纬答应；后来齐军反攻平阳，城墙被掘开缺口，高纬又叫士兵暂缓，等小怜来一起观看。等待之间，守军堵住缺口。她的请求与到场影响了进程，但准许继续打猎、命军队暂停的权力，始终握在皇帝手中。

战阵局部退却时，小怜惊呼军败，高纬便带着她离开。这些记载与主将先走、军队随后溃散连在一起，适合放到平阳的具体战局里读。若只留下一个女子“祸国”的结论，军令、部署、将领建议及皇帝的选择，反而全部从故事里消失。

唐代李商隐作《北齐二首》，以欢娱与亡国相对照。第一首先说一笑倾国，再把小怜横卧的宫中夜晚，与周军进入晋阳的消息并置。第二首又写军情紧迫而仍求再猎一围，两首都把讽刺集中到君王对美色的迷恋上。

“玉体横陈”写的是诗中的身体姿态。这两句没有写高纬召集群臣围观，更没有交代展示的完整过程；单凭它，无法证实一场带有对白的宫廷表演。诗歌留下了强烈的亡国意象，逐日军情与具体场面仍须另看史籍。

高纬被俘到长安，仍请求周武帝让小怜回到自己身边，得到许可。高纬死后，小怜又被赐给代王宇文达。《北史》接着写，她弹琵琶时弦断，作了一首诗。这里出现的声音，与李商隐从后世回望亡国的讽刺不同：诗中的人处在新的宠爱之中，却仍记着旧日。

传记没有在断弦处结束。它又记小怜谗害宇文达的王妃，几乎使对方丧命；后来她被赐给王妃的兄长李询，被迫穿布裙舂米，最终在李询母亲逼迫下自尽。宫廷宠爱并没有给她稳定的生存处境。诗里可以读到失落与追忆，传记里的加害、受制和死亡，也不应被一个单纯的爱情结局遮掉。

斛律光在572年被杀，高长恭次年遇害，确实使北齐失去重要将领。但577年兵临邺城时，仍有独孤永业拥兵请求出战；高延宗、高孝珩等宗室也曾组织抵抗。北齐的败局并非最后一个会打仗的人早已死去，而是现存的兵力、守城与反攻建议，无法在朝廷里形成有效的一致行动。

高纬把皇位交给儿子高恒，自己称太上皇。高恒只有传统计龄的八岁，换位没有增加兵力或粮饷。高纬继续东逃，准备南投陈朝；高阿那肱却与周军约定生擒齐主，又屡报敌军尚远，拖慢他的行程。最终高纬一行在青州南邓村被俘，送往长安。按《资治通鉴》纪年，当年十月，周朝以谋反罪名诬杀高纬及一批宗室。

北齐从550年建国到577年覆亡，按首尾纪年共二十八年，实际不足二十八周年。高纬是高欢的孙子，高恒又是高纬的儿子；连同建国前高欢、高澄掌权的时期，这段家族史不能只算成两辈人。短促的帝位交替里，有篡夺、废杀、幼主继承和太上皇掌政，也有不同人物各自的责任。

高纬朝并非一项政事都没有做。除了文林馆，576年还有救济水灾饥民、遣使巡抚流亡人户的诏令。诏书不等于各地已经落实，却足以提醒读者：要批评一个统治者，可以逐项核对用人、财政和决策，无须先把所有不同材料抹掉。

杀戮重臣、任由近幸隔绝政务、关键时刻不能落实赏赐与守御，又在前线先行逃走，才是史料可以讨论的行为。将整个高氏家族诊断为遗传性的精神疾病，既超出了材料能支持的范围，也无法说明每个人在相似权力结构下为何作出不同选择。

咏史诗把亡国压缩为一笑、一夜和一封军报，能够刺痛读者；战役叙事则要重新展开被压缩的时间。接着读平阳城下的进军、围城与退却，便能看清高纬如何一次次把尚有可能的局面，推向难以挽回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