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洋：建齐之后

549年，高澄被刺杀。高洋迅速指挥部署，处置行刺者，暂时封锁死讯。史书描写他神色不变，但接下来的决定并非全凭他一人完成：《北齐书·高德政传》记，他夜间召杨愔、杜弼、崔季舒、高德政等人商议，才确定赴晋阳的安排，并让杨愔留守邺城。

高洋是高欢的第二子、高澄的同母弟。父兄在世时，他并不总是受人尊重。《北史》记高澄曾因他的外貌讥笑他；等到他继承权柄，老臣宿将也一度轻视这位新主人。高洋以宽厚接待部下，裁去不便的措施，逐渐取得服从。隐忍的旧形象与骤变中的行动力，在此时同时留在了史书里。

550年，权力开始改换名目。他从齐郡王进为齐王，再加相国、九锡。高欢、高澄生前都仍是魏臣，高洋却要迈过这一道门槛。支持者高德政、徐之才不断劝进，娄昭君和一些重臣则有所保留。谁赞成、谁犹疑，高洋都必须面对。

《资治通鉴》记，娄昭君以父如龙、兄如虎而仍未称帝，质问高洋凭什么受禅。杜弼担心的则是战争：关西的宇文泰若奉魏帝之名东征，高洋怎样应付？徐之才反驳说，对方同样想要帝位，至多跟着称帝。分歧不只在宫门之内，也牵动东西两魏竞争的名义。

高洋一度退回晋阳，随后再次出发。这时杨愔已在邺城召集官员拟定仪礼，魏收起草九锡、禅让、劝进的文书。元善见接见前来劝他逊位的官员，说还需要制作诏书，得到的回答却是：已经写好了。他署下诏书，又问自己将住在哪里。皇位的交接至此成了由别人安排的行程。

550年五月，高洋在邺城南郊即皇帝位，国号齐，改元天保，后世称北齐。邺是国都，晋阳仍是高氏经营军事与北方事务的重要据点，高洋日后频繁往返两地。元善见被封为中山王，诏书允许他保持魏的正朔，上书不称臣，看上去仍留着前朝天子的体面。

新朝最初的诏令确有整顿秩序的意思：派使者询问民间疾苦，要求地方官劝课农桑，令郡国修学校、补国子学生，并把高澄运来的蔡邕石经移置学馆。魏末使用的《麟趾格》也被重新交给群臣讨论。新朝接收了旧朝的官员和法令，还要逐步决定哪些制度应当沿用，哪些需要调整。

在北方，高洋多次亲自出征。552年击库莫奚，553年攻契丹。《北齐书》记攻契丹时他步行越过山岭，走在士卒前面，袒身露头，昼夜赶路，食肉饮水。这位皇帝在军中的身影，与那个曾被老臣轻视的高家次子已经很不一样。

柔然也没有在一次战役后消失。它先被新兴的突厥击败，部分部众来投北齐；高洋迎纳这些人，并立庵罗辰为主，安置在马邑川。554年庵罗辰又反叛，高洋出兵追击。一次交战中，齐军大队已经返回，高洋带两千余骑殿后，在黄瓜堆受到围逼；据《北史》，他到清晨重新部署，突围后转而追击。555年，他又率轻骑北追，战至怀朔、沃野一带。

这些战事显示了他的统兵能力，也留下不能略去的暴力。554年讨石楼山胡，《北史》记十二岁以上男子被杀，妇女幼弱被分给军士。北征的胜利并不等于所有北方势力从此平定，更不意味着征服者对被征服者有过同样的宽厚。

史书把高洋前期的勤政与后来的纵酒并置。《资治通鉴》回顾他即位数年后饮酒渐多，游行市里，袒露身体、涂抹粉黛，有时在宫殿高处疾走，让旁观者惊惧。但一次次失控没有让皇权离开他手中。臣下仍要办理军国事务，也仍要承受他忽然降下的惩罚。

娄昭君曾因他酒后狂暴举杖责打他，高洋反而说要把母亲嫁给胡人。此事见于他称帝数年后的记载，并非受禅前母子争执的下一句。又一次酒后，他弄伤母亲，醒来后自责，请人鞭打自己，短暂戒酒，却很快恢复旧态。忏悔和再犯之间，周围的人并没有得到稳定的保护。

高洋也侵害宗族中的女性。《北齐书·后宫传》把他侵犯兄长遗孀元氏系于天保六年，并记他以兄长曾侵犯自己的妻子作为报复的说辞。那是加害者提出的理由，不能使元氏承担他与兄长之间的旧怨。

这些记载足以说明暴行、酗酒和反复无常造成的恐惧，却不足以据此作出某种现代精神疾病或家族遗传病的诊断。高洋后来仍能处理政事、记住臣僚的细节，也不能因此把有意施加的惩罚一概解释为无知觉的发作。

崔暹曾敢于劝高洋少饮酒，他的儿子崔达拿娶了高澄之女乐安公主，也是高洋的侄女。《北齐书·崔暹传》记，高洋问公主婚后如何，公主回答丈夫敬重自己，只是婆婆憎恶自己；随后高洋召崔达拿的母亲入宫，杀害了她。一次家事，竟由皇帝以杀人处理。

《北史》和《资治通鉴》保存了另一种经过：崔暹死后，高洋到他家哭丧，问遗孀李氏是否思念丈夫；她回答思念，高洋便说让她去探望，随即杀了她。两种叙述都指向崔暹遗孀遇害，但一个写召入宫中，一个写登门吊丧，不能把它们接成已被证实的连续对白与行动。

薛嫔之死也有纪传差异。《资治通鉴》记高洋先因薛氏与清河王高岳的旧日关系向高岳问罪，命高归彦逼他饮毒。高岳申辩无罪，高归彦却以保全家属相迫。后来，高洋又杀薛嫔，在东山宴上向众人展示杀戮，继而哭着随载尸的车步行。宠爱、疑忌与哀哭，都没有改变由他下令和行凶的责任。

《北史·后妃传》则记，薛嫔当时有孕，在生产后才被杀，并涉及她的姊姊先遇害。这与本纪强调突然起意的写法不同。本纪还记高洋拿死者髀骨作琵琶状，随后哭叹佳人难再得。关于遇害经过，史书并没有留下完全一致的叙述；而这番哭叹，只让在场的人看到，凶手又在哀悼自己刚刚杀死的人。

元善见得到的礼遇没有维持多久。《资治通鉴》把他的遇害记在551年十二月：高洋外出时常让他随行，王妃太原公主为丈夫尝饮食、加以保护；高洋让公主饮酒，再派人毒杀元善见，并杀他的三个儿子。禅位后的中山王，只活过了新朝最初的两个年头。

559年，清洗扩大到元氏宗族。《资治通鉴》记太史提出除旧布新，高洋问元韶，汉光武帝为何能够中兴；元韶回答，因为当年没有把刘氏杀尽。史书把这番问答紧接在杀戮之前。它所呈现的是统治者对前朝复起的猜忌，并不是宗族成员已经谋反的证据。元韶自己也被囚在地牢中，断绝饮食而死。

随后，高洋将赴晋阳，下令继续处死元氏贵族，婴幼儿也遭杀害。《资治通鉴》所列前后死亡数为七百二十一人，并记尸体被弃入漳水，邺下人因此长久不食鱼。这是史书对一场大规模屠杀及其恐惧余波的记述。

然而，元氏没有就此人人死绝。同一段史文随即列出元蛮、元文遥等获免者：元蛮是高演的岳父；另外还有元氏族人试图通过改姓高氏求生。在普遍的恐惧中，一层婚姻关系、一份特殊身份，都可能决定一个家庭的存亡。

559年十月，高洋死在晋阳。自550年建齐，到天保十年结束，他没有活成一个可以整齐切成四年勤政、四年暴虐的故事。《北史》记他末年进食困难而仍频繁饮酒；这里能够确认的是史书记录的晚年情形，无从据此替他开出跨越千年的诊断书。

太子高殷继位。《资治通鉴》在高洋病重、自知来日无多时，记下他对弟弟高演的嘱咐：即使夺位，也不要杀掉孩子。《北史》也保存了相近的话，把它放在高殷命名字义与继承忧虑的叙述中。高洋已经担心儿子可能失位，而这句对弟弟的嘱咐，并没有保证高殷日后的安全。

建齐时，元善见曾问过退位后自己要去哪里。九年以后，高洋自己的儿子也将面对由他人决定的去处。一个王朝的开创者，可以很快改变宫门上的国号，却未必能让交出或继承皇位的人安全走出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