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的两次托孤与一部律

559年，高洋病重。他对皇后李祖娥说，自己担忧太子正道年幼，皇位将被别人夺走。正道是高殷的字。《通鉴》接着记下他对常山王高演的警告：即使夺位，也不要杀掉这个孩子。这是兄长向弟弟提出的最后底线，却没有规定一套能让底线兑现的办法。

高殷于当年十月即位。遗诏辅政者包括杨愔、高归彦、燕子献等，高演也以至亲重臣的身份参与朝政，起初奏事先由他裁决。于是，少年皇帝、受遗诏的大臣和握有声望的叔父，同时置身权力中心。把这段安排只看成高演一个人受命托孤，会漏掉后来冲突中的另一群人。

《北齐书》称高殷聪慧宽厚，也记下了可以具体观察的政令：停止土木及金铁杂作，放免不堪驱使的老病武官，派人巡问民间疾苦，次年又诏宽徭赋。从559年十月到560年八月，他在位未满一年。时间短促可以解释经历有限，却不能单凭这一点评定一个人的性情与政绩。

辅政大臣担心，高演与长广王高湛的地位太近、权力太重，会威胁新君。高演搬出宫中以后，许多诏令也不再经过他。双方一面调整官职和禁卫，一面猜测对方是否准备先下手。杨愔等谋求将二王调出权力中心，消息又传到了娄昭君那里。她既是高殷的祖母，也是二王的母亲。

560年，尚书省举行百官宴会。《通鉴》记高湛预伏家僮，与席上的勋贵约定，以反复劝酒作为动手信号。杨愔等人被抓住、殴打，随后押入宫中。高演到昭阳殿陈述大臣罪状，殿庭的武装卫士还在等候皇帝命令，高殷却在骤变中说不出有效的话。

娄太皇太后喝退卫士，向李太后保证高演只是除去威胁，并无其他意图。杨愔等终于被杀，禁卫也换成二王能够控制的部队。高演成为大丞相，回到晋阳，军国大政须向他请示。政变先夺走了皇帝身边的人与发令的力量，皇位本身则又保留了几个月。

到了560年八月，娄太皇太后下令，废高殷为济南王，改立高演。按《通鉴》的叙述，她同时告诫新君，不能让济南王遭遇不测。她先前保证高演并无异志，此时转而要求保全侄儿性命；高洋临终要求守住的那条底线，又一次被说了出来。

高演即位后，于十一月立自己的儿子高百年为太子，《通鉴》记孩子当时才五岁。一起发动政变的高湛原先得到过立为皇太弟的许诺，因此心中不平。立兄长的儿子、自己的儿子，还是有实力的弟弟，已经成为牵动宫廷力量的选择。

561年，高归彦担心高殷复位后追究自己，借天子气的说法劝高演除掉旧君。高殷被从邺城送往晋阳，九月遇害。《通鉴》记先下毒而他不肯服，最终被扼杀。高殷的被废与被杀相隔约一年，并非新君登位当天便完成的一场处置。

《北史》随后把高演的悔惧、内热服药与见到高洋等人索报的怪异经历连在一起，还写他为驱祟采取禳厌之术。《通鉴》则记其出猎时马受惊，坠地伤肋。杀侄、病重与坠马都出现在史书叙事中，鬼魂复仇和因违约而短命的因果，却不能当作已经证实的死因。

高演病重时，娄太后来探望，反复追问济南王在哪里，高演没有回答。按《通鉴》所记，她知道孙子已死后，责备儿子没有听自己的话，随即离去。曾经参与废立的母亲，此时也没有认可杀掉旧君。

561年十一月，高演下诏，以太子年幼、尚不懂政务为由，召弟弟高湛承继帝位。高演自即位至此只有一年多，留下的高百年则从储君变成需要新君保护的侄儿。诏书处理国家继承，另有一封亲笔书信处理他最不放心的家人。

《通鉴》保存的信中说百年无罪，请高湛好好安置，不要重蹈前人的覆辙；《北史》记作请求善待妻子儿女，结尾同样是‘勿学前人也’。两书措辞有别，恳求的方向一致。这里能看见一个父亲对妻儿命运的恐惧，却不能把信扩写成兄弟当面许诺、已经得到保证的对白。

高演死于晋阳，高湛收到遗命后还先派人确认死讯，才前往即位。高百年改封乐陵王。564年，高湛又杀掉了他。皇位已经让出，先帝的儿子仍未因此获得安全；高演临终请求避免的结局，终于再次发生。

高澄、高洋、高演、高湛确是娄昭君所生的同母兄弟，但他们与皇位的关系并不一样。高澄生前掌握东魏朝政，死后才由高洋追尊为文襄皇帝；他没有以北齐皇帝的身份在位。把娄昭君从高澄时期起算成连续四任皇太后，便混淆了追尊与生前的名号。

《北齐书·后宫传》列出了她称号的变化：高澄继掌权柄时，她进为太妃；高洋建立北齐，尊她为皇太后；孙子高殷即位，尊为太皇太后；高演登位，她恢复皇太后之号，高湛继位后仍是皇太后。562年，她去世，没有活到高百年被杀的时候。

她在关键时刻支持了自己的儿子，也曾要求保全孙子。这些选择与限制，足以说明她在宫廷中的分量。高氏诸人的暴行则须分别追问具体责任，家谱本身无法证明一种遗传疾病，也不能代替对杀戮、政变与施政的判断。

宫廷里的废立与杀戮，并没有让日常行政停止。高湛在位时完成颁行的齐律，就是一项留下长远影响的制度工作。但它的起点要向前追到高洋：550年，朝廷先命群官刊定承自魏朝的《麟趾格》，后来又议造齐律，拖延多年未能完成，审判仍沿用魏的旧法。

高演在位短暂，未能完成修律。高湛即位后，诏令赏有疑从重、罚有疑从轻，又因律令尚未修成而多次催促。到564年，尚书令、赵郡王高叡等奏上新律。《隋书·刑法志》记为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另有新令四十卷；《北齐书·武成帝纪》把颁下律令与大赦记在这年三月。

从刊定旧格、商议新律到最后颁行，皇帝提供命令与推动，大臣承担具体修订。把这一成果放在高湛朝是有依据的，将整部法律理解为他个人一时创设，则会遮住多年累积的工作。史书称赞齐法条目简要、辨析清楚，还记朝廷要求仕宦人家的子弟经常学习。它既是一纸颁令，也进入了官员认识和处理案件的方式。

齐律列出重罪十条：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它们将危及君主国家、严重破坏亲属与名教秩序的行为集中列示。《隋书》特别说明，犯这十类罪的人，不适用八议和赎罪的优待；身份、功劳或缴纳财物，不再照一般规则成为减免的通道。

581年隋朝修律，又列十恶之条，史书明言多采后齐制度而有所增减。例如，北齐分列的叛、降，在隋代十恶名单中不再保持原来的两个独立名称，隋又列入不睦。罪目的整理与命名都发生了变化，不能说后来的十恶与北齐十条逐字相同。

《唐律疏议》继续追溯这条线索：隋开皇时形成十恶之目，大业年间曾有删改，唐武德以后又遵开皇制度。今天说‘十恶不赦’，容易把它理解成一律不能赦免；唐律解释恶逆与不睦时，却明确区分前者常赦不免，后者遇赦可以免罪而仍须除名。判断具体后果，还要读相应条文，不能只按一句俗语推定。

修成法律没有自动约束住宫廷权力。564年三月颁下律令，六月高百年遇害，两件事在同一部帝纪中相距不远。北齐律作为制度留下了影响，先帝的托付却没有保住孩子。评价这段历史，需要同时看见法典的形成，以及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怎样对待眼前的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