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起兵：是谁推开了那扇门

617年，李渊任太原留守。杨广远在江都，北方道路受阻，刘武周又在马邑起兵。太原既要对付内乱，也要面对突厥，募兵、防城与筹粮都是眼前事务。一个隋朝官员因此握有组织军队的条件，也必须解释自己为何越来越多地把人马召到身边。

《旧唐书·高祖纪》把最初的谋议交给李世民与晋阳县令刘文静，说二人首先谋划起兵，劝李渊行动。叙述随后写到招募兵众、召李建成与李元吉来会，以及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对李渊的疑惧。这里的起点，是儿子和谋士推动父亲。

在《旧唐书·裴寂传》中，李世民看中裴寂与父亲的交情，拿出钱财，让高斌廉与裴寂赌博，逐渐把钱输给他。等交情密切，再透露起兵打算。权力的大事，在这套叙述中先经过了赌局与私交。

接着，裴寂把晋阳宫人私下送去侍奉李渊，饮酒时再说明：李世民秘密准备兵马，正是担心这件事暴露，大家都将获罪，所以才急着起兵。宫人的身份与宫禁纪律，成了迫使李渊作出选择的一环。史籍并没有提供这些女性自己的叙述，也不应再给这一场宴席添写床笫情节。

《资治通鉴》又把父子间的劝说铺开：李世民先讲天下危乱，李渊惊怒，扬言上表告发；次日再听儿子劝说，才承认其中有理。宫人的故事也被收入其后。这里可以读出一条鲜明的叙事线：李世民先看到机会，父亲则经过犹豫与推动才跨过界线。它是史籍留下的一种版本，不能先把每句对白都当作现场记录。

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展开了另一幅图景。书中李渊早已把太原看作可以成事的地方，对儿子谈起隋运将尽；迟迟未发，是因为兄弟尚未会集。随后，他命李建成在河东、李世民在晋阳分别结纳人物。儿子们在行动，却被放在父亲的总体安排之下。

刘武周攻取楼烦以后，书中李渊又借守备、赈给、募兵之议，把王威、高君雅引到同意集兵的位置。他分别安排两人料理仓粮、巡视城池，将兵马与征发等关键事务留在自己手中。相比宴席上的被动答应，这里的李渊显然是掌握步骤的人。

温大雅不是远处听闻故事的人。《旧唐书》说，他在起兵后任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后来参与禅代礼仪；这使他的记录尤其值得重视。但他也在书中反复用天命、符瑞赞颂李渊，身在现场并不自动等于没有立场。

两种叙述对父子主动性的分配明显不同，不能把它们拼成一段毫无矛盾的完整回放。温大雅后来又曾为李世民谋划，并非简单站在与太宗对立的一边。能够确认的是文本各自强调了什么；若进一步断言某一处必由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篡改，还需要具体的文本证据。

617年五月，李渊一方以勾结突厥等罪名拘执王威、高君雅，二人随后被杀，晋阳的军事行动转向公开举兵。《起居注》与唐史对细部安排各有侧重，但这场行动已经越过了普通留守官募集守军的边界。

向南进军，还要顾虑北方。李渊遣使联络始毕可汗，希望取得和好与马匹。围绕迎回杨广、由谁称帝，各方又有交涉。《起居注》与《通鉴》都记裴寂等提出拥立代王的办法：保留隋朝名义，同时改变皇位安排。‘废昏立明’可以概括这种政治姿态，却不应代替其形成过程。

这里的代王是杨侑，杨广之孙、元德太子杨昭之子，当时镇守京师长安。杨玄感之乱时同樊子盖守洛阳的，是他的兄弟越王杨侗。两位年少的皇孙分处两京，后来又各自被拥立；名字相近，却不能互换。

六月，李建成、李世民领兵取西河，随后建立大将军府：裴寂任长史，刘文静任司马，兄弟分领左右军。父子之间谁最先提出计划仍可讨论，但军队实际成形，需要主帅、诸子、谋士和地方响应者共同完成。

起兵并未立刻带来长安。军队南下，经过霍邑之战，又渡河进入关中。李建成、刘文静等守永丰仓与潼关方向，李世民向渭北发展；李渊之女也在关中聚集兵众，前来会合。攻向京师的力量，是在行军途中不断增加的。

617年十一月，李渊军攻取长安，拥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遥尊仍在江都的杨广为太上皇。杨侑随即授李渊大丞相、唐王等名位，把军国事务交入相府。皇帝仍姓杨，实际发号施令的中心已经转移。

618年三月，杨广在江都遇害；五月，杨侑逊位，李渊在太极殿即皇帝位，改元武德，唐朝由此建立。杨侑后来被封为酅国公，史书称为隋恭帝。此时天下仍有其他政权与军队，建唐的仪式也不是战乱结束的仪式。

从晋阳到长安，这条路线有清楚的年月和行动；在它之前，那几次密谈、那一场宴席，以及谁先下决心，则留下了不同的讲法。把差异保留在故事中，并不会削弱起兵的力度，反而让人看见，夺取天下与解释如何夺取天下，是前后相接的两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