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都兵变：皇帝最后的护卫

616年七月，杨广离开东都，前往江都，即今天的扬州一带。这是他早年以晋王身份镇守过的地方。出发时，各地已经不断出现反叛；崔民象在建国门进谏，王爱仁在途中请求还西京，两人都被杀。车驾继续向南，反对这次巡行的声音却先被截断了。

皇帝并没有撤空北方全部官署与军队。他留下越王杨侗、段达、元文都等人总理东都事务。此后洛阳仍在抵抗，地方官军也仍在作战，只是皇帝与留守官员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难跨越。

李密、翟让攻取兴洛仓、李密进逼东都，是617年的事，已经在此次南下之后。《隋书·宇文化及传》把李密据洛口写作杨广畏惧北还的背景。原本的出发与后来的不归，需要分开看：他到了江都，北方局势却没有停下来等他。

《资治通鉴》写江都宫中接连宴饮，又写杨广准备经营丹阳、向江东转移。对皇帝而言，南方似乎还有可以驻留的宫室；对随驾骁果而言，这却意味着归期继续后退。史书说他们多是关中人，久客思乡，不能把这些人的家属一概放在洛阳。

逃亡已经发生。郎将窦贤带部下西走，被追回处死，后来仍有人逃。617年，朝廷还征取江都女子、寡妇，配给随驾军士。强行替人安排新的家庭，并没有让原来的家乡从记忆里消失。

统领骁果的司马德戡开始害怕。他与元礼、裴虔通商议：报告军士想逃，可能先因触怒皇帝而获罪；隐瞒不报，等事情败露，又可能受株连。关中陷乱、家属安危和军中惩罚纠缠在一起，最初商量的办法，是跟着士卒一同西归。

把这种局面全归于将士痛恨皇帝误国，仍嫌简单。史籍留下的具体忧虑是归乡、获罪和家属；而当人们开始担心自己无论怎样都会受罚，保护皇帝的职守也就不再足以把他们留在原处。

《通鉴》在兵变前写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场面：杨广引镜自照，对萧皇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皇后惊问，他又以贵贱苦乐交替作答。另一次饮酒，他还拿陈后主与沈后的结局比拟自己与皇后。

这些是史书保存的言语与场景，显出亡国危险已经进入皇帝的日常谈话。但预感危险，并不等于掌握身边正在发生的密谋，更不能据一段照镜故事断言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确切死法。宫内的宴饮仍在继续，军中的结约也在继续。

赵行枢、杨士览把西归的密谋告诉宇文智及，事情随之变了方向。智及主张，单纯逃走可能重蹈窦贤覆辙，不如趁数万人同心，直接做一场夺权的大事。众人随后推举他的兄长宇文化及为首，约定之后才告诉本人。《隋书》写宇文化及初闻时惊惧流汗，并非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人筹划。

兄弟俩的父亲，是长期受到杨广信任的宇文述。宇文述一家的本姓为破野头，《隋书》说其先役属于鲜卑俟豆归，后来从主人改姓宇文。这条记载不能变成北周皇族后裔复仇的故事，也不能仅凭从主改姓，推断他们绝非鲜卑。

他们同样并非一直游离在北周贵族之外：宇文述之父宇文盛已任周上柱国，宇文述本人也在周朝任职封爵。到了隋朝，宇文述参与杨广夺储，儿子宇文士及又娶了南阳公主。杀入江都宫的这一家，与杨广之间有长期的政治、婚姻和恩遇关系。

宇文化及、智及曾因违禁同突厥交易，险些被处死，后来获释；宇文述去世以后，杨广又起用他们。这种反复施恩没有阻止兵变。相比‘替宇文皇族夺回江山’，受宠者为何转而参与弑君，才是史料中更刺目的问题。

司马德戡等人散布消息，说皇帝已经酿好毒酒，准备在宴会上毒死想逃的骁果，独与南人留在江都。《隋书》明确把这写成谋反者用来胁迫、惑动军心的话，不能当作杨广已经拟定的真实命令。恐惧被人为加重，原先商量西归的人，更急着动手了。

三月，密谋转成行动。唐奉义掌管城门，夜间不下锁；司马德戡在东城集兵，与城外举火相应；裴虔通则以草坊失火搪塞杨广。到天将明时，守门军士被更换，叛军进入宫内。独孤盛仓促拒战，死于乱兵。

杨广被带出藏身的西阁，裴虔通仍称只是将士思归，要奉他还京。等到宇文化及被迎入朝堂、号为丞相，皇帝已没有自行离开的余地。史籍所写的凶手来自随驾军队与近臣，不是攻进宫门的瓦岗英雄。

关于最后的时刻，《通鉴》记杨广要求鸩酒而被拒，随后自解练巾，由令狐行达将他缢死；又追叙他平日备过毒药，临乱寻找时左右逃散，未能取到。他曾预备在危险到来时自行了断，最终却连求死的方式也未能如愿。《隋书》本纪记其死时五十岁，是史书的年龄记数。

皇帝死后，萧皇后与宫人撤下床板做棺。《通鉴》说杨广与同日遇害的赵王杨杲同殡于西院流珠堂。这个细节的凄凉，在于帝王的葬仪暂时无从谈起，身边的人只能先从宫中的床上取得棺材所需的木料。

宇文化及离开江都以后，陈棱重新收敛杨广，葬在吴公台下。此后《隋书》又记唐平江南，改葬雷塘；《旧唐书·高祖纪》则在622年八月明确记有葬隋炀帝于扬州。这些过程已经表明，身后的安葬并非一直停留在最初那口小棺。

2013年发现的扬州曹庄墓，又带来传世文献以外的证据。发掘报告公布的残墓志可以辨出‘隋故炀帝’、大业十四年、流珠堂以及‘贞观元年’等信息，报告据此将最终埋葬的时代判断为不早于627年。墓志残损，葬令、迁葬与实际墓址之间仍有需要辨析之处，不能把这些材料压成‘631年才以帝礼改葬’一个确定节点。

杨广死去时，隋朝的皇帝名号并没有同时消失。李渊早在617年就在长安拥立杨侑，遥尊杨广为太上皇；江都兵变之后，宇文化及又立杨浩，东都群臣则拥立杨侗。618年李渊代杨侑建唐，619年王世充再夺杨侗之位。杨广之死是巨大的断裂，却不是所有奉隋政权同一天结束的标志。

杨侗的朝廷追谥祖父为明皇帝，庙号世祖；唐高祖李渊在618年九月追谥杨广为炀帝；窦建德后来又追谥为闵帝。三种称呼各有授予者，不能把‘明帝’只含混归作后人另取的名字。

‘炀帝’最终成为最熟悉的称呼，但另外两个谥号仍值得留下。它们提醒人们，棺盖合上以后，评价并未立刻归于一声：继承皇统的孙子、取代隋朝的唐帝、讨杀宇文化及的窦建德，都还在通过这个死去的皇帝说明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