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寿宫的最后一道召令

602年，独孤皇后去世，葬于太陵。她既是杨坚的妻子，也长期参与宫廷决策；她支持杨广取代杨勇，因而皇后的离世不只是家事，也改变了储位确定后的宫廷格局。

后来称宣华夫人的陈氏，是陈宣帝之女，陈亡后进入隋宫。《后妃传》说，她在独孤皇后生前已经得到杨坚宠爱，杨广尚为晋王时还曾送她礼物，争取内助。皇后去世后，她升为贵人，参与宫内事务；宣华夫人的称号，则在杨坚病重时才获得。

容华夫人蔡氏来自丹阳，也是在陈亡后入宫。她在皇后去世后渐受宠，病榻前又与陈氏同居重要位置。《后妃传》把杨坚晚年生病与宠爱二人联系起来，这是传记的解释；仅凭这句话，无法诊断他的具体疾病，更不能把所有后宫变化写成皇后死后突然开始。

604年正月，杨坚前往仁寿宫，把赏罚支度交给太子；四月，本纪记他生病，七月病势转重，已经卧着与百官辞别。这个时间次序很重要：皇帝并不是毫无病状地突然消失，继承安排也早已进入日常政务。

《资治通鉴》接着叙述了另一条线索。杨广担心父亲去世后局势有变，写信向杨素询问如何预作安排；杨素逐项答复，本应送给太子的回信，却被宫人误送到杨坚手中。书中写皇帝阅信震怒，但没有保存完整信件，不能把后来想象的弑君密约填进空白。

同一段又写陈氏清晨更衣时遭到太子逼迫，拒绝后返回病榻，向杨坚诉说。《隋书·后妃传》也有这一场景。它说的是受逼与拒绝，不是两人的调情；陈氏在此后的权力更替中，也没有自由选择的安全处境。

《后妃传》写杨坚听完陈氏的话，斥责太子，并怨独孤皇后误了自己。他让柳述、元岩召儿子来，两人以为仍是杨广，皇帝却指明：杨勇。被废的长子还活着，原先关闭的继承问题，于病榻前重新打开。

柳述、元岩出去准备敕书，消息到了杨素手中，又传给太子。《通鉴》记杨广一方随即假传诏命，拘押柳述、元岩，调东宫兵补入宫中宿卫，把门禁交由宇文述、郭衍节制。张衡进入寝殿，陈氏与其他侍疾后宫被遣到别室。随后，皇帝去世。

这一连串动作，使召勇没有变成可执行的废立。《后妃传》继续写，陈氏收到太子送来的小金盒，先担心里面是毒药，打开却是同心结；传记又记杨广当夜侵占陈氏。盒子的细节能够呈现这部史书如何叙写恐惧与胁迫，却不能让后人越过关闭的宫门，声称亲见了寝殿内的死因。

《高祖纪》记杨坚于仁寿四年七月丁未死在大宝殿，年六十四，随后录下遗诏。遗诏继续责斥杨勇、杨秀，称杨广仁孝，足以承继大业。这是史书保存的正式继承文本；它与传记中临终欲召勇的叙事形成张力。不能预先认定遗诏每句话都由病中的杨坚亲定，也不能因怀疑它，就反过来断言另一套叙事全部属实。

《通鉴》正文沿着密信、召勇、改换宿卫、张衡入殿这条线写下去，止于皇帝去世以及中外产生异议，没有确定写出杀人手段。其《考异》保存的说法更激烈：《大业略记》称进毒药，而且受逼者写成蔡氏；马总《通历》则写张衡入殿加害，受逼者仍是陈氏。人名和致死方式都有分歧，司马光最后注明采用《隋书》的叙述。

病重而死、在权力控制中死亡、遭人杀害，是不同层次的判断。现存材料足以解释为什么当时和后世会怀疑杨广，却不足以确定具体致死过程。说他一定亲手杀父，证据不够；说他必定只是加速死亡、一定没有亲自动手，同样超出了材料能够保证的范围。后世演义可以选择一个完整结局，历史叙述仍须保留这道缺口。

617年，祖君彦为李密撰写讨隋檄文，把杨广的罪状逐项列出。第一项便指控他趁先帝病重、自己入宫侍疾时施用毒药。弑父之说并非到了小说中才出现，也不能以反隋者从未提及，作为排除嫌疑的理由。

但檄文是一篇号召敌对力量行动的政治文章，作者没有在这里交代宫中见闻的来源。它证明的是指控在隋末已经被公开运用，不能独立证明毒杀真的发生。把这篇檄文与本纪、后妃传及《考异》放在一起，得到的是互相牵制的证据，而不是把每一项指控相加便能还原现场。

杨坚从581年受禅到604年去世，实际相隔二十三年余；若将开皇二十年与仁寿四年的纪年逐年数入，则跨二十四个年次。“在位二十三年”与首尾年次的算法应当区别，也不应把仁寿省略成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

杨广在604年于仁寿宫即位，次年正月才改元大业。大业是年号，炀帝则是身后的谥称；用哪个称呼讲他，都不能省去中间需要逐项考察的政事。父亲留下的统一国家、府库和官僚体系，已交到新君手里，继位疑云却随之进入了他的政治记忆。

《逸周书·谥法》有“去礼远众曰炀”，把背离礼制、疏远众人纳入贬义评价。《通鉴》胡三省注在炀帝纪开头，又列好内怠政、去礼远众、逆天虐民等释义，分别指向沉溺内宠而怠政、远离礼与众人、虐害百姓。它们说明这个谥号的批评意味，并不是杨广的名字中自带的一份罪案记录。

谥法条目是一般性的品评语言，不能将所有后世流传的释义都当作专为杨广量身制定。要判断他的责任，还须回到具体工程、战争、刑罚和继承处置。对仁寿宫尤其如此：恶谥能够说明后世如何评价他，却不能替代确定死因所需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