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万岁：战功没有等来封赏

隋初修律，减轻前代若干刑罚，撤去枭首、轘裂与鞭刑，也为讯囚、枷杖和申诉设立规矩。《高祖纪》在596年记杨坚下令，决定死刑要三次奏报以后执行；《刑法志》则系于595年，两处纪年相差一年。慎刑规则本身确实见于两处记载，不能因为他后来滥杀，就说前面的制度从未存在。

可是《隋书·刑法志》在记下制度以后，又接连记录皇帝因怒而杀人、官员迎合旨意、处罚离开律文的事。三次奏报并不是一堵能自行挡住皇权的墙。史万岁之死，要放回这种法令与当场命令并存、而后者能压倒前者的处境中理解。

史万岁并非只在最后一仗才成名。父亲战死后，他承袭爵位；参与平定尉迟迥之乱，又因牵涉尔朱绩案被除名，发配敦煌戍边。《隋书》用善射与勇战的故事铺陈他的声望，后来出征突厥、平陈和征战江南，又使他重返将领之列。

他与杨素也不是从来没有合作。江南战事中，史万岁率军深入，长时间消息断绝，传记写他把书信放在竹筒里顺水漂出，取水者拾到后才交给杨素。杨素将消息上报，朝廷奖赏史家。到了后来，正是曾经并肩作战的上司压下他的北征功劳，人物关系发生了变化。

南征爨氏后，史万岁因受贿纵还爨玩的案件面临死罪，高颎与元旻赞扬他的领兵才能，为他求情，最后获免死、除名，后来复官。但同一传还记杨广曾以朋友之礼待他，杨坚命他督晋王府军事。高颎曾援救，并不足以把史万岁固定成杨勇一党的成员；他的仕途横跨了后来彼此冲突的关系。

开皇末年，隋军分路对付突厥达头可汗。杨广与杨素走灵武方向，杨谅与史万岁走马邑方向；史万岁与张定和等将领出塞，到大斤山与对方相遇。《史万岁传》先写达头打听隋将是谁，听说是旧日在敦煌戍边的史万岁，便引兵退去。

传记接着记史万岁追赶百余里，赶上后交战获胜，继续深入沙碛追击。杨素却向皇帝称，突厥早已归降，只是来到塞上放牧，并未入寇，因而史万岁的功劳没有被处理。将军多次上表陈述，仍未改变结果。

这个争执后来还有一份相反的文字：史万岁死后的诏书说，达头确曾率众抗拒，却在看到隋军后退走，隋军不曾交战；它指责史万岁与张定和在报功簿上虚写迎面交兵。传记说有追战，诏书说未交战，连否定战功的理由也与杨素那句只是放牧不同。两种记录必须分别保留，不能把官方诏书当作对传记逐项独立验证的结论。

杨坚从仁寿宫回京后，废太子杨勇，追查东宫相关人员。皇帝问史万岁在哪里，史万岁实际上就在朝堂；按传记所述，杨素趁皇帝正在发怒，回答说他去拜见东宫了。皇帝相信这句话，下令召他。

此时，史万岁所领士卒有数百人在朝申诉。他向他们保证，今天要替大家把话说到底。见到皇帝后，他争论的也是将士有功而被压抑，言辞激烈，触怒杨坚。史书没有把这场争辩写成只为自己索求爵赏，更没有记录一段先审问东宫来往、再按完整法律程序判决的过程。

杨坚命左右当场杀死史万岁，随后后悔，追止已经不及。《通鉴》也采用了这一叙事。可以确认的是皇帝暴怒之下发出致死命令；不能再添具体用了多少杖、哪一种刑具，或一套固定的宫廷杖刑仪式。原先需要谨慎复核的生死大事，在这一刻缩成了皇帝与侍从间的一道命令。

随后下发的诏书重新提起南征受贿旧案，说皇帝此前念功赦命、恢复官爵，史万岁如今却又虚报战功，不能再次宽宥。这份诏书把处死解释为依法惩治欺罔；传记却把它接在盛怒杀人、后悔不及之后。读者看到的是皇帝为处分提供的公开理由，与史家对处分发生方式的判断。

传记末尾说，士庶无论是否认识史万岁，都为之悲惜。这是史书对事件反响的概括。它与战功被夺、替士卒发言的情节一起，构成后世熟悉的忠勇将领形象；而传中同时保留的受贿案件和相反诏书，又使这个形象不能被简化成一份毫无争议的生平鉴定。

杨坚出自高级将领之家，父亲杨忠后来做到北周柱国大将军、随国公。不过《周书》所列西魏八柱国并不包括杨忠，他列在十二大将军中，后来才进位柱国。把家世概括为显贵没有问题，把不同阶段的官号混作一个固定名单，却会改变具体履历。

显贵出身是否使统治者与民间生活隔膜，可以作为分析问题；但不能据此断言父子每个人都从未知道疾苦。《高祖纪》也写杨坚见饥民所食豆屑杂糠而自责，要求沿途不得驱逼就食百姓。这样的记载不能洗去他滥杀的责任，却要求我们把恤民举动、奢侈营造、猜忌与严刑分别考察。

史万岁的遭遇所显示的，是一种更具体的危险：战场报告能被近臣改写，储位斗争能使普通召见突然变成生死关头，皇帝的怒意又能绕过自己颁布的慎刑规则。判断杨氏父子的责任，须落在这些选择及其后果上，而不能用贵族后代必然不惜人命的心理推断替代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