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城与隋朝的粮仓

杨坚称帝时，朝廷仍使用汉长安旧城。古老都城的名望还在，宫室和生活条件却未必适合新朝。《资治通鉴》记他嫌城中格局狭小；庾季才劝迁时又指出，旧城年代久远，井水咸卤，不宜居住。这是当时提出的理由，不能把它直接换算成今天的一份排污、管网检测报告。

迁都也有政治上的顾虑。苏威提出建议，杨坚起初以刚受命为难，夜里与苏威、高颎商议。随后庾季才以天象和图记劝迁，太师李穆也上表支持。史书将实际的居住问题与天命征兆写在一起：新王朝既要换一处地方，也要为迁移找到足以告示臣民的理由。

582年六月，杨坚下诏营建新都。诏书说旧城自汉以来屡经战乱，现有宫室不过权宜之所，同时承认营建会使百姓一时劳苦。它许诺以眼前的劳作换取长久安居；是否值得，终究还要看新城如何使用，以及承担工程的人付出多少。

新城选在龙首原一带、汉长安故城的东南方向。工程由高颎等人主持，宇文恺任营新都副监。《隋书·宇文恺传》将两人的职责分得很清楚：高颎掌握总纲，具体规划出于宇文恺。造城既需要朝廷调动财力人力，也需要有人把宫阙、道路与地势放进同一张图里。

宇文恺生于武将之家，兄弟们以弓马取名，他却喜读书、通技艺。杨坚代周后诛杀宇文氏时，他一度也在被杀之列，因本族与周皇室有别、兄长宇文忻有功，才获赦免。如今这个险些被新朝杀掉的人，正在替新朝安排首都。

582年十二月，新都定名大兴城。次年正月已有准备迁入的诏令；《高祖纪》明确记三月皇帝着常服进入新都。迁入意味着朝廷开始在这里运作，并不表示此后数百年的城墙、宫殿和里坊变化都在一年之内完成了。

地势还被赋予了礼制含义。元代《类编长安志》记宇文恺以城内东西向的六条坡对应乾卦六爻，将宫殿、省署等位置与爻位相配。这是后世地方文献保存的解释，能说明人们怎样理解都城的秩序；它与隋代诏书、宇文恺本传的记述，仍有不同的时代距离。

理解大兴城，可以先分清三重空间。宫城居北，是皇帝及宫廷所在；皇城接在宫城之南，集中安排官署；外郭的广大区域，则由道路划分为里坊，并设市场。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追述隋制时，特别提出皇城只列官署，不让民居夹杂其间。朝廷与日常生活因此有了较清楚的空间边界。

南北轴线将宫城、皇城和外郭南面的明德门联系起来。朱雀门是皇城的南门，不是整座城市的最南端；宫门以外仍有相当大的居住空间。宽阔道路把各坊分开，坊内又有通道，人们从家门进入街道，再前往市场，生活被安排进有界限、有方向的格局。

规整并不意味着各处大小、功能完全相同。宫殿、官署、住宅和市场各有用途，也不是只要画出足够大的生活区，物资便会自行涌入。大兴城日后成为唐长安的基础，唐人继续使用、改建和扩展它；读唐代市井与宫廷故事时，还需要辨认哪些建筑、名称和景象已经晚于隋初。

这座城的意义，不必只靠与别国首都比面积才能看见。从北面的宫城走向南面的里坊，国家怎样分配空间已经十分鲜明。这里有集中的官署与交易场所，却不能据此推断古代都市居民人人便利，或城外乡村都没有商业生活。

新都迁入之初，粮仓并非天然充盈。《隋书·食货志》记开皇三年京师仓廪尚虚，朝廷于是沿水路组织运粮，在黎阳、河阳、常平、广通等处设仓，使粮食逐站转输，把关东及汾、晋的粟送往京师。这些大仓首先是运输链条上的节点，不只是各地就近救荒的小仓。

路上最难的，不只是距离。黄河砥柱一带有险滩，渭水则多沙，深浅无常，船运会被阻住。朝廷曾招募能将四十石米从洛阳运过砥柱、送到常平仓的人，允许免去征戍，以此吸引运粮者承担危险。皇城里的供给，背后是河面上具体的人与船。

584年，杨坚下令开漕渠，又将工程交给宇文恺。《食货志》记他率水工引渭水，从大兴城东通向潼关，长三百余里，名为广通渠。其作用是让粮船避开渭水部分难行的河段，使关东物资较顺利地接入京师。

开渠诏书一面说明运输困境，一面承认当时正值炎暑，役夫会受疲劳。朝廷将工程说成一时劳作换取长远便利，但这份承诺也提醒我们：都城享受的运输改善，需要有人在暑热里挖掘。大兴营建和广通渠解决的是隋朝眼前的统治与供给问题，后来唐朝承用，是它们的后续影响。

585年五月，工部尚书长孙平提出另一种储粮办法。他先回顾前一年关内歉收时调粮救济的经过：官仓开了，富室也有出粮相助的。但一次赈济过后，下一场灾荒怎样办？他主张把临时的救助变为有定式的储备。

于是诸州百姓与军人按社建立义仓。收获时依所得劝课出粟、麦，在本社建仓窖，交由社司记账、检校，遇到本社歉收饥荒时再拿出来赈给。与向京师逐站输送的转运仓相比，义仓最初更贴近乡里的生产和救济。

粮食存下之后仍会耗损，制度也在变化。595年，朝廷以义仓在人间多有费损为由，命北境一些州将储粮纳入本州；596年，又令部分地区社仓归县安置，并按户等规定征收数量。乡社自储与州县管理并存、调整，不能把整个隋代的义仓都想成同一种组织。

储粮并未使旱灾消失。594年关中大旱，人们饥饿，杨坚前往洛阳，并令百姓到粮食较可得的地方就食。新都的宫门已立起十余年，供给仍受区域灾情和调运能力牵制。

粮食之外，隋朝还面对流通货币的杂乱。北周、北齐留下不同钱币，各地轻重与用钱习惯也不一致。杨坚即位后重新铸造五铢钱，钱文仍写五铢，重量按规定制定。五铢这个名称早已有之，隋朝要做的是推广自己的官铸标准。

583年四月，朝廷把样钱交给各地关卡。携钱入关的人，所带铜钱须与样钱相合；不合样的钱被毁作铜，收入官府。584年又以削夺县令俸禄督促禁用旧钱，585年进一步申严。货币统一并非一纸诏令之后旧钱便自行退场，而是经过关卡、市场与地方官的反复执行。

后来仍有人磨取钱郭上的铜、掺入其他材料私铸，朝廷又要求京师与州郡店肆立榜置样，不合样的钱不得入市。合格官钱给交易提供共同尺度，禁令却也意味着收缴和惩罚。《食货志》既称早期钱货趋于一致，也记下后来恶钱、私铸再起，直到隋末流通败坏。统一的标准必须不断维持。

唐人回望隋朝，确实留下了储积丰厚的说法。《资治通鉴》记，628年唐太宗与王珪谈到隋文帝末年的储备，称可供五六十年；他随即批评炀帝凭借富饶而奢侈，认为储粮足以防备凶年之后，更该关心百姓。这是亡隋教训中的估量，并不是一张列出全部人口、口粮和仓耗的计算表。

637年，马周进谏又举出另一组事例：李密得到洛口仓，王世充据有东都布帛，西京府库则为唐朝使用，当时尚未用尽。他说的是几处粮仓、财物和府库的归属，尤其未尽的是西京府库之资，并非宣布天下人又吃了二十年不曾补充的隋粮。637年距文帝604年去世三十三年，距618年隋炀帝遇害、唐朝建立十九年，是两条不同的时间线。

隋朝留下的仓储确曾帮助后来的掌权者。《食货志》同时记下另一面：隋末一些地方仓库仍满，官吏畏法不敢赈救，百姓却日益饥困；等李渊军队进入长安、开永丰仓赈济，人们才得到缓解。粮食已经收进国家的仓里，与粮食能够送到饥民手里，相隔的往往不只是路程。

大兴城的格局、漕渠的通路、官钱的尺度，都成为隋朝的重要遗产。马周用这些丰厚遗产劝唐太宗节制征敛，着眼点却不在赞叹仓库有多大：若储备使生产者越来越困苦，积下的财富最后也可能被别人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