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取士：一只白鹦鹉与科举的开端

《隋书·文学传》把杜正玄第一次举秀才放在开皇末年。尚书试问方略，他回答迅速；杨素本以才学自负，起初不喜欢他的强硬应对，后来却被白鹦鹉赋及杂文折服。杜正玄随后获得晋王行参军等职，文字能力在这条入仕道路上发挥了直接作用。

但这个故事也有边界。杜家世代传授文学，兄弟早有文名；考官还能临时召人、追加多种文体。不能把一次传记中的考较，想象成后世统一题目、固定日期、匿名评阅的完整考试。它说明选拔在变化，并不证明所有门槛已经消失。

此前的选官并非只有血缘和推荐、完全不用考试。《汉书·武帝纪》记征举贤良后，由皇帝发问，受举者书面对答；《通典》记北齐也对秀才、贡士等策问考较。推荐决定谁先进入视野，考试再判断部分才学，两者可以接在一起。

门第与人脉当然影响机会，却不能说普通人一概没有入口。《通典》所载北齐荐人诏令，就把尚未出仕的白屋之人列为可荐对象。这不等于人人拥有相等机会，却足以提醒我们：制度的资格规定、实际教育资源和最后谁被选中，要分别考察。

隋文帝规定诸州按年贡人，后来又令高级官员按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荐人。与此同时，地方属官的任命进一步归于中央吏部。贡举、考较与中央铨选相互关联，但贡来多少人、试什么、如何任官，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唐代杜佑在《通典》中明确写炀帝始建进士科，却没有在这句话中给出确切年份。把进士科的出现视为重要开端，是有文献依据的；若要求主动应举、稳定科目、定期取士等条件全部齐备，再讨论制度何时成型，判断尺度就不同。不能把后世一整套程序都回填到隋朝某一年的一道诏令里。

到《通典》叙唐制时，才有较完整的地方学校课试、非学校出身的乡贡、赴尚书省考试及不同科目标准。秀才、明经、进士也不是只有诗赋：方略策、经学与后来增设的文章要求，各有发展次序。文章写得好，能够显示部分学养和表达能力，不能替代对操守和行政能力的全部判断。

605年，杨广诏令访求有学行者；谈到尚不愿出仕的经学之士，仍要求按学业和门荫高低给予禄养。607年又让五品以上职事官按十科举人，范围包括孝悌、德行、正直、学业、文才、将略与勇力。推荐、家世资格和多种才能仍然并存。

因此，不能把科举的出现说成以一次文章考试废掉全部旧官员，也不能说官爵承袭从此彻底取消。610年的诏令恰恰规定有功勋者可以受封，并让子孙承袭。考试取士扩大了可以经营的入仕道路，改变旧有力量的方式却是持续的制度调整。

统一后的朝廷需要选用各地人才，杨广也重视经学与文才。但现存上述诏令并未把选拔限定为南方寒门。将其全部解释为给南方支持者安排位置，仍超出了诏令能够直接证明的范围。

判断南北士人的机会，至少要分开时代、人口、学校、家庭教育和录取人数。某座明清会馆规模较大，不能据此判定从隋唐到清代始终是同一种地域格局；幽燕的文化也不能由后世的政治割让倒推。都城、水路与取士制度共同加强了朝廷与各地的联系，但它们没有让各地士人从此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