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巡河右：张掖盛会与山谷里的风雪

张掖本来就是商胡往来的地方。朝廷让裴矩在那里经办互市事务，他便向来往商人询问沿途国家的风俗、山川和险易，汇成《西域图记》三卷。书序说收录了四十四国，还另绘地图，以敦煌为出发点分说北、中、南三条道路。伊吾、高昌、鄯善被称为进入西域的门户，敦煌则是出入的咽喉。

这份图记并非亲自踏遍各国之后的调查。《隋书》保存的序文承认，材料来自商旅所经，对未能掌握的地方不敢虚写。可它同时又向皇帝展示另一种可能：道路似乎已经清楚，远方的国家与珍宝似乎也在可以招致的范围之内。地理知识和开拓的劝说，在同一本书里结合起来。

杨广读后很满意，常召裴矩询问西方诸国。《裴矩传》说，裴矩屡次谈到那里的宝物，又强调吐谷浑容易兼并，使皇帝愈发有意经营西域。这里能够看见一条具体的决策路径：商人的见闻，经官员整理、选择与劝说，进入了最高统治者的军事计划。

608年，裴矩劝说铁勒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战败，向东退入西平境内，遣使向隋朝请降求救。战事并不是隋军突然从正面出击那么简单：隋朝先借另一支力量打乱对手，再以接应求援者的名义派兵进入局面。

杨雄从浇河出兵，宇文述由西平前进。可是，宇文述的大军到达临羌以后，吐谷浑人又因兵势强盛而恐惧，不敢归降，转而向西撤走。宇文述随即追击，攻下曼头、赤水二城，俘获王公与人口。请求保护与害怕被兼并，出现在同一场交涉中。

伏允向南逃入雪山，隋军控制了大片旧地，并开始设置州县、镇戍，迁徙获轻罪者前往居住。史书以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形容所取范围，也列举临羌、且末、祁连与雪山作为四至。这样的记载说明战果广大，却不能直接换算成一条毫无争议的现代行政边界。

可汗没有被擒，部众也没有从此消失。隋朝获得了进入旧地的机会，还需要继续追击、安置和防守；把608年的胜利写成吐谷浑永久灭亡，会让翌年的战斗变得无法解释。

609年正月，杨广从东都返回京师；二月抵达长安，三月开始西巡河右。车驾先到扶风旧宅，经过陇西、狄道，四月出临津关渡黄河，到西平陈兵讲武。此行既有巡狩与迎接远人的安排，也直接置身于仍未结束的战争之中。

五月，伏允率众据守覆袁川，隋军分四路围住他：元寿屯南面的金山，段文振据北面的雪山，杨义臣扼东面的琵琶峡，张寿守西面的泥岭。阵势似乎已经收拢，伏允却带着数十骑逃了出去，又让一名部属假称可汗，留在车我真山。

张定和奉命前去捕捉。他认为对方人数不多，没有披甲就登山挑战，遭伏兵射杀。副将柳武建随后击败守军，仙头王也率大量人口来降；但追逐真正伏允的梁默等人，又在六月兵败身亡。胜利、受降和将领阵亡，交错发生在皇帝巡行的日程里。

北到五原的出塞巡行发生在608年，西到河右的这一趟则在609年；589年灭陈更属于杨坚在位时期，杨广当时以晋王身份担任行军元帅。把这些行动分开，才能理解炀帝接手既有统一成果以后，怎样继续把活动范围向外推进，而不把父子两朝的战功挤进一个年份。

车驾穿越大斗拔谷时，山道逼得队伍只能一个接一个通过。风雪昏暗，前后不能照应，杨广与从官失散。皇帝能够调集许多人，却不能把狭窄的山路变宽，也不能让辎重、宿营和御寒条件随命令立即到位。

《隋书·炀帝纪》记士卒冻死者超过一半；《资治通鉴》的叙述更长，说文武饥寒、夜深仍赶不到前营，马驴也大量死亡，后宫妃嫔、公主有人与队伍失散，在山间同军士杂宿。这些比例是史书留下的损失记数，不能据此推算整趟西巡全部随行人员的死亡率。

两书对遇险发生在行程的哪一段，安排不同：《隋书》系在六月赴张掖之前，《通鉴》放在七月以后东还途中。时间先后应当保留这处分歧；两种叙述都使同一件事变得清楚：朝会的威仪建立在漫长而危险的行军之上，随驾者付出的代价，不能被抵达后的盛典抹去。

皇帝出发以前，裴矩已带着任务前往敦煌。他以厚利招致高昌王麹伯雅、伊吾吐屯设等人来会。远方的统治者并非只因听见天子的威名就自动到场，招徕的利益与反复的联络同样重要。

六月，杨广抵达张掖。燕支山下，《裴矩传》所记二十七国的来宾列在道路旁，佩戴金玉，披着锦罽，焚香奏乐。武威、张掖的士女也被安排盛装观看，衣服车马不够鲜明，还会受到郡县督促。绵延的骑乘与人群，既是迎驾，也是一场有组织的国力展示。

此后，杨广在观风行殿宴请高昌王和伊吾吐屯设，陈列文物，演奏九部乐，表演鱼龙等百戏。史书对殿前陪列来宾的记数另有二十余、三十余国的差别；燕支道旁的二十七国与殿廷宴饮，也不宜混作一份精确而完整的现代参会名单。

伊吾吐屯设所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使杨广大为欣悦。同月，朝廷正式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来朝、献地与置郡在典礼中紧密相连，实际支配程度却仍须看驻兵、任官、人口与后续战事，不能仅凭献地用语便认定所有沿途国家都成了普通郡县。

四个郡的名字写进了朝廷制度，守住它们却是另一项长期工作。刘权被命令镇守河源郡积石镇，开垦屯田，防备吐谷浑，维持通向西域的道路。朝廷又把获罪者迁去戍守。从此需要维持的，不只是一次远征的军队，还有一串留在远方的防守据点。

《通鉴》说，京师周边诸县及西北诸郡向塞外转运，路程险远，又会遭遇劫掠；人畜死亡、物资不能送到，郡县仍向原来承担输送的人家追征，甚至使其破产。《裴矩传》也强调每年巨大的转输。‘西方先困’是史家对这一连串负担的概括，而非今天可以据以排出各地区贫困先后的统计表。

朝廷还试过以政治安排结束追击。伏允的儿子顺早先入朝，被留在隋境；杨广立他为可汗，送到玉门，打算让他统领余众，以尼洛周辅佐。可是部众杀了尼洛周，顺终究未能进入旧部，返回隋朝。给新首领一个称号，并不能替他获得实际服从。

伏允则带数千骑寄居党项。到隋末天下动乱，他重新夺回故地，屡次侵扰河右，隋朝郡县难以抵御。四郡不是设置的当日便一起消失，也没有因为写上了地图就一直安稳存在。它们的兴衰，取决于朝廷还能否持续供给与防守。

609年九月，杨广回到长安。从三月西巡到九月归来，前后约半年。行程确实遥远，却不必依靠‘历代唯一、走得最远’的绝对排名才能显出分量：他已把皇帝的朝廷带到河西，同时也把一个朝廷所需的道路、粮秣、仪仗与征发一并带了过去。

后世清宫收藏的一件铜镀金写字人钟，能让机械人执笔写出‘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它距隋朝已很遥远，却把天下来朝的愿景变成了可以反复观看的形象。这样的后世器物适合帮助理解帝王的展示欲望，不能反过来当作杨广时代的现场证据。

张掖盛会有自己的实际参与者：希望获得厚利的远方君长，经办招徕的官员，被要求盛装的本地居民，以及在险谷与转运道路上承担劳苦的人。他们共同构成了来朝的场面，彼此承担的收益和代价却不相同。

对杨广而言，西巡把征战、巡狩与远国会集放在了一次行程里。对西北百姓而言，盛会结束之后仍有戍守和输送；对伏允而言，失地之后仍有部众和重返故地的机会。只有把这些后续保留下来，张掖才不仅是一幅皇帝居中的盛世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