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突厥骑兵，攻打契丹

《隋书》所记的契丹部众，曾受高句丽进攻而向北魏求内附，也曾受突厥压迫而寄居高句丽。到隋代，又有别部背离高句丽或突厥来降。朝贡、迁徙、战争与归附交替发生，不能把契丹整体画成一条始终不变的阵线。

奚曾臣属突厥，也与契丹互相攻击；室韦则分为多部，《隋书》明确说它们不相统属。原稿提到契丹八部，但该书叙开皇末的契丹时记作十部；部落组织随时期与史料而异，不能把后来熟悉的八部格局直接移到这一年。

节目从边疆安全解释隋朝为何不愿看到北方势力相互联结，这可以作为理解战争的一种思路。然而605年的实际出兵，首先显示了另一面：隋朝正在利用与启民可汗的关系，调动突厥骑兵去打契丹。

《资治通鉴》把战事起因记为契丹进犯营州。杨广命通事谒者韦云起统领突厥兵，启民可汗出骑兵两万，交他指挥。韦云起将部队分成二十营，四路行进，各营相距一里，禁止混杂，也不许私自驰马。有人犯令，他将其斩首示众。史书以将领此后恐惧服从的情景，突出这支临时组合军队的严酷纪律。

契丹原与突厥有臣属关系，未加戒备。韦云起令骑兵假称前往柳城同高句丽交易，隐瞒来意；到距契丹营地五十里处，突然疾驰进攻。《通鉴》记被俘男女四万人，又记杀男子、把女子和牲畜的一半分给突厥，其余带回。这些人数是史书的记载；胜利也包含屠杀与人口掠夺，不能只留下奇袭成功的一面。

杨广召集百官赞扬韦云起，擢他为治书侍御史。对朝廷，这是借外部兵力解决边患的成功；对被袭击的部落，却是没有来得及布防的灾难。

原稿随后提到刘武周、窦建德等人依靠突厥，需要把时间推到隋末及唐初。那已经不是605年启民可汗受隋调遣的同一局面。《旧唐书》记始毕可汗向刘武周提供骑兵；《资治通鉴》记619年窦建德仍倚靠突厥壮大兵势，并护送隋朝皇室成员北去。

向突厥借力也不只发生在反隋首领一边。《旧唐书》记李渊起兵时派刘文静联络始毕，得到马匹与骑兵。各方的政治身份、求援时间和交换条件不同，不能概括为一批人在隋朝中期便结成统一的反隋联盟。

节目提醒，承认一次战争有战略理由，并不能替连续用兵的负担开脱。《通鉴》在同一年既写契丹战事，也写营建东京、开渠与林邑远征中的大量死亡。朝廷可以分别解释每一项行动，供役、运输与作战的压力却会在同一时期叠加。

不过，征契丹的主要兵力正是启民可汗所出，不能照原稿的口语概括，断言每场战争都是同一批隋军刚回来便再出发。要追踪具体军队与役夫，还需要逐次核对征发来源；这里能够确认的是多项行动并行，以及它们各自记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