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辅政到代周：杨坚夺权的九个月

577年，宇文邕灭北齐，将原来分属周、齐的北方主要州郡纳入一个朝廷。战争并未到此结束：北有突厥，南有陈，旧齐地区也还需要安抚与整顿。北方政权的合并，不能写成四境再无对手，更不等于南北已经统一。

578年，武帝筹划北征突厥，却在途中病重，停下军事行动，回京时去世。继位的宇文赟即宣帝。杨坚曾参加灭齐战争，他的女儿杨丽华也已是太子妃；新君登位后，杨丽华立为皇后，杨坚以皇后之父被征拜上柱国、大司马，后来又任大前疑，皇帝出行常令他留守。

这使杨坚的夺权有了与另起炉灶不同的条件。他面对的是已有州郡、军队与官僚机构的北周，而他本人已在其中居高位。武帝完成的兼并，为后来的隋朝留下了强大的基础；但既有国家怎样转到另一个家族手中，仍取决于接下来的冲突。

岳父的身份没有让杨坚免于猜忌。《隋书》记宣帝发怒时曾威胁杨丽华，要杀掉她全家；又召杨坚入宫，吩咐左右，一旦他神色有变便杀掉。杨坚到来后神情自若，终于脱身。杨丽华本人也曾被宣帝逼令自尽，经母亲求救才得免。把这种关系仅写成宣帝深爱皇后，便解释不了史书中的直接威胁。

这次召见能够说明杨坚处境危险，却不能让我们确定他从哪一天开始决意夺位。史书记下的是他不安、求出外任的行动，而非一份可以逐日核对的内心计划。宣帝是否只为反对父亲而猜忌旧臣，也不能由父子关系直接推出。

杨坚找到旧日同学郑译，希望获得外调机会。580年五月，宣帝准备遣郑译南征，郑译推荐杨坚担任统帅，以寿阳为军事驻地。于是杨坚得到扬州总管的任命，却因足疾没有出发。

亳州总管是另一段较早的经历：杨坚在灭齐后曾任此职，宣帝即位时已被召回。临近580年宫廷骤变，他没有先到亳州建立新据点，再从那里率领部属起兵；这次未成行的外调，恰恰使他仍留在皇帝身边。

宣帝在579年二月已经把皇位传给儿子，自己称天元皇帝，继续掌握权力，又先后设立五位皇后。幼帝原名宇文衍，后改名阐，即静帝。因此，580年宣帝去世时，《周书》本纪记他年二十二。此时发生的是父亲死亡后权力归属的变化，并非孩子这时才第一次登基。

静帝的生母是朱满月。杨丽华以皇后身份居于嫡母之位，杨坚凭她与幼帝发生外戚关系，不能直接写成静帝的亲外祖父。亲属称谓的差别，不妨碍杨坚以皇后之父的地位参与朝政，却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他的政治资格。

宣帝病重时，刘昉、颜之仪进入卧内。《隋书·刘昉传》与《通鉴》均记皇帝已经不能说话；刘昉与郑译等于是商议引杨坚辅政。杨坚起初推辞，刘昉催促他尽快决定，杨坚接受。宣帝死后，消息一度不发，郑译、刘昉以诏令使杨坚总掌中外兵马。

《隋书·高祖纪》直书此事为矫诏。《通鉴》进一步记颜之仪知道不合帝意，拒绝连署，主张应由宗室长者赵王承担辅政；刘昉等代署其名，仍将诏书发出。这足以说明辅政安排在当时就受到反对，却不能据此复原一份另有内容的真实遗诏。所谓改诏，须分清伪托皇命与改动一份现存诏书，两者不是同一项证据。

有了诏令，还要让掌兵的人接受。《通鉴》记杨坚入东宫时，卢贲组织武装侍卫随行，宫门起初拒绝接纳，经过叱责才让开。宣帝发丧后，杨坚成为左大丞相，百官听命于他；汉王宇文赞虽列右大丞相，实际没有总领政务的权力，后来又被刘昉劝离禁中。

在外的宗王仍是威胁。杨坚借千金公主将嫁突厥、需要宗亲相聚的名义，召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入朝。五王于六月到长安，但没有在一次聚会中被同时杀死。杨坚起初还借诏令允许他们佩剑着履上殿，以安抚他们。

此后，宗王密谋与杨坚的清洗交错发生。《通鉴》写赵王在家中设伏宴请杨坚，元胄警觉护送他脱身；同年七月，赵王、越王及诸子被杀，十月陈王被杀，代王、滕王也在岁末遭到杀害。这个过程有先控制、暂安抚，再逐步铲除的层次，不能压成五王进门即被一锅端。

杨丽华起初得知父亲辅政，并不反对，因为她担心幼主的权力落到别族手中。《周书》却说，等她看出父亲另有图谋，便显露不满。女儿的皇后身份帮助父亲进入中枢，并不意味着她同意父亲夺走宇文家的皇位。

尉迟迥不是临时找来邺城作为薄弱处的外来反对者。他本是北周重臣，任相州总管，在旧齐都城及其周围握有军政力量。杨坚掌权后，遣其子持诏召他会葬，又令韦孝宽接任相州总管。召回与换将，使宫中的权力变化直接触及地方主帅。

尉迟迥拒绝接受这一安排。他在城楼上向官吏士民宣称，杨坚凭皇后之父的地位挟制幼主，自己要匡护国家；随后自称大总管，并奉赵王留在外地的幼子发号施令。北齐旧地的许多州郡响应，青州方面也参加，战争很快越过了一个州的范围。

关中与旧齐地区的地理差别，有助于看清兵力分布，却不足以把双方分成两种互不相容的文化。尉迟迥本就在北周的统治集团之内，《通鉴》还特别说他临阵的麾下有为之力战的关中人；掌握并州力量的李穆则拒绝尉迟迥的联络，转而支持杨坚。旧齐地区内部也并非全都响应。

杨坚同样需要原来东部政治圈中的人物。博陵安平人李德林曾在北齐任官，后来参与确定杨坚的辅政官号、处理军书与出兵决策，劝他不要因传闻而在临敌时仓促更换将领。这些具体选择表明，地方基础、旧有关系与个人判断交织在一起，不能用东部反西部的一条界线替代。

杨坚派韦孝宽率军东进。大军隔沁水与尉迟迥之子尉迟惇相持时，将领是否可靠也受到怀疑。刘昉、郑译不愿赴军中，高颎主动请行，成为杨坚派往前线的重要支撑。《通鉴》记高颎组织架桥、抵御上游火筏，军队渡河后又焚桥，使士卒不能后退。

580年八月，韦孝宽军进到邺城。尉迟迥年老仍披甲临阵，一度使进攻者后退。《通鉴》记宇文忻转而射击围观的人群，借混乱呼喊敌军已败，扭转战局。城破后，尉迟迥登楼，在崔弘度追至时痛骂杨坚而自杀；史书还记下坑杀城中军士、迁移相州治所与毁废邺城。这不是一道文书便能完成的权力移交。

邺城之外，还有两处重要战场。郧州总管司马消难响应反抗，杨坚遣王谊讨伐，司马消难带众奔陈；益州总管王谦则在巴蜀拒绝接受新安排，杨坚令梁睿进军，十月攻破其势力，王谦被杀。各地另有响应与平定，不能把杨坚用兵只算作击败尉迟迥一项。

杨坚本人主要留在中枢调度，用韦孝宽、高颎、梁睿等人的军事行动扫除阻力。这与他亲临每一场战斗不同，却同样意味着新政权的基础由战争和杀戮建立。尉迟迥失败很关键，其他抵抗的消除、宗室的失势与禁卫的控制，也都是能够最终称帝的条件。

抵抗被压下后，杨坚的名位继续上升：大丞相、随王，再到相国与九锡，宫廷礼仪逐渐向帝王靠拢。581年，北周先改元大定；二月，幼帝退居别宫，将册书、玺绂交给杨坚。史书保存了劝进、辞让与再受命的程序，也保存了此前的军队调动和清洗，二者应当合起来读。

《隋书·高祖纪》记杨坚从相府着常服入宫，备礼即位于临光殿。受禅后，定国号为隋，改元开皇，仍以长安为都。新国号与杨家原有的随国公、随王爵号相承。史书中的三让是受命仪式的一部分，不能因其存在便认定幼帝和掌权者是在平等、自愿地协商去留。

随为什么写成隋，后世另有解释。胡三省注《通鉴》说，杨坚以周、齐奔走不宁，去掉表示行走的辵旁；清人赵一清《水经注释》又引金石材料指出，古人本有随、隋通用，怀疑改字全始于杨坚的说法。因而，嫌走之旁不吉可作为有出处的解释传统来讲，不能把杨坚嫌古随国太小、名字意味着做跟班等想象，全当成他亲口作出的决定。

宇文阐从579年二月受位，到581年二月退位，约两年。禅代之后，他被封为介国公，名义上仍可使用周的车服礼乐。《周书》紧接着指出，这些承诺只有文字，没有真正实行。581年五月，静帝遇害，史书记年九岁；《通鉴》明确说杨坚暗中杀害他，随后为他举哀。

杨丽华看见父亲代周，愤恨更甚。《周书》说杨坚为此内感惭愧，无法责备女儿。她同时是新皇帝的女儿与旧皇帝的皇后，这场改朝换代并没有使她自动成为胜利者。后世所说的翁代婿业，抓住了两家婚姻关系，却不能包办对她本人意愿的解释。

北周从557年建立，到581年结束，相距二十四年。其留下的北方版图与军政资源归于隋朝，帝室成员却为权力转移付出了生命。看见武帝为统一创造的条件，也须看见杨坚怎样取得它；平定反抗、接受禅让与处置旧君，是相接而又不同的几步。

从北魏到隋，不是一座朝廷连续换了几个名字。534年，孝武帝入关，高欢另立元善见并迁都邺，北魏分为东西两个政权；西魏文帝次年即位。550年，高洋代东魏建立北齐；557年，宇文觉代西魏建立北周。577年，周灭齐，才把两边的北方主要州郡合在一起；581年，杨坚又接过北周的朝廷。分裂、并立、兼并与代朝，是不同的变化。

皇帝名单也并不等于实际经营国家的人。高欢扶立东魏皇帝、统率东部军队，北齐却由其子高洋建立；宇文泰在西魏总揽军政、推行制度，北周建立时他已经去世。到了宇文邕，灭齐使先前两套朝廷的州郡与军事资源归到同一统治之下，后来又成为杨坚的基础。新皇帝的血统解释了继承资格，却不能保证他维系这些力量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