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晟：箭、烽火与可汗的盟约

突厥击败柔然以后，成为北方强大的政治力量。到隋初，摄图以沙钵略可汗之号居于强势地位，他的权力却不是一套整齐的上下级官署。此前佗钵可汗死后，庵罗一度继位，后来让位摄图，仍号第二可汗；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另号阿波，西方又有玷厥达头可汗，贪汗等人也各有部众。

沙钵略的弟弟处罗侯，早年号突利设，受到部众喜爱，兄长因而猜忌。《隋书·长孙晟传》记他同长孙晟秘密交往。这里有亲族之间的竞争，却不是一个没分到小可汗职位的人立即举部投隋。处罗侯、后来称突利可汗的染干、再后来的西突厥处罗可汗，也不能只凭相似的名字混作一人。

北周宣帝时，长孙晟随宇文神庆护送千金公主出嫁。《长孙晟传》写沙钵略因他善射而留住他，贵族子弟也跟他学习，处罗侯便在这时与他往来。长孙晟借游猎观察山川险易和诸部强弱，回朝后将所见报告给当时辅政的杨坚。传记中的射雕奇技，与这一段具体的观察和交往，共同构成他的出使故事。

周、齐先前争相与突厥结好，婚姻和财物都是争取支持的办法。隋初减少礼遇，确实激化了冲突；沙钵略的妻子千金公主又是北周宗室之女，宇文氏被杀，使她对杨坚抱有仇恨。边境上的高宝宁等势力也与突厥呼应。因此，战争不能只归结为隋文帝停止送礼，更不必把送礼本身一概解释为软弱。

581年，长孙晟向杨坚提出远交近攻、离强合弱：向西通达头、说合阿波，让沙钵略顾虑右侧；向另一侧联络处罗侯及奚、霫，使其还须防备左方。这是奏议中的分化设计，不能把每一项都直接写成已经实施的外交成果。随后，隋使元晖经伊吾通达头，赐给狼头纛，并在接待使者时将达头一方排在沙钵略之上。长孙晟则经奚、霫、契丹通向处罗侯。一次座次、一道旗号、一条使路，都在向诸部传递同一个讯息：隋愿意分别与他们交往。

582年，突厥诸部仍然大举入塞。隋军防守、诸部间的分歧，以及长孙晟传记所载的诈报铁勒将反，都影响了进退。翌年隋军分路反击，沙钵略在白道受挫，阿波又在凉州方向败于窦荣定。军事抵抗为分化创造了条件，外交并没有替代战场。

长孙晟在阿波败后劝他：沙钵略若以败军为罪，他将难以自处。沙钵略后来果然袭击阿波的北牙，杀其母亲，夺取部众。阿波西奔达头，借兵回攻，贪汗等势力也卷入争斗。沙钵略并没有在这一刻被推翻；他继续作战，只是原本一同南下的人，转身成了他的敌人。

《突厥传》有各方求援、隋一概不许的记载，但那只是一段局势中的选择。诸部争权、部众离合与边地掠夺交织，不能概括为游牧者一向只想抢东西，也不能把隋朝此后的每一次行动都叫作保持中立。

584年，沙钵略通过千金公主请求与杨坚结为父子般的婚姻关系。公主获赐杨姓，改称大义公主。双方的交涉同时涉及亲属称呼和君臣礼仪：虞庆则出使时要求可汗受诏行礼，长孙晟从公主认隋帝为父这一关系劝说。两篇传记对现场表情和话语各有铺陈，可以确认的是，这场结盟连如何拜见使者都要谈判。

585年，沙钵略同时受到达头和契丹威胁，请求依白道驻牧。《通鉴》明确记杨广奉命率兵援助，隋又供应车服、鼓吹和食物，并帮助夺回被掠的家眷。随后沙钵略上表称臣，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同一份外交叙事里，他又请求保留衣服、发式、语言和习俗。称臣产生了军事保护与礼仪上的上下关系，没有把突厥所有生活一并改成隋制。

587年沙钵略去世。《突厥传》叙他还猎紫河、牙帐失火，一个多月后死去，没有记他战死。其子雍虞闾让位于叔父处罗侯；《长孙晟传》称新君莫何可汗，《突厥传》称叶护可汗。他不是早先的木杆可汗。接下来的战死，发生在处罗侯身上。

处罗侯得到隋朝赐予的旗鼓，率军攻击阿波。《隋书》记他的对手看见旗号，误以为隋军也来相助，许多人归降。处罗侯因此擒获阿波。这里起作用的是隋朝支持的信号，并非把隋军兵权全部交给可汗。处罗侯后来继续西征，中流矢而死，雍虞闾继立，号都蓝，亦常写作都兰。

大义公主则仍带着北周覆亡的记忆生活。隋灭陈后，杨坚把陈叔宝的一面屏风赐给她。《突厥传》记公主因故国之亡，写下这首诗。屏风原属另一位亡国君主，流转到她手里，使远嫁的处境与王朝的兴亡叠在一起。

史书接着写杨坚得知后不悦，公主与隋的关系愈发恶化，最终在隋朝介入突厥内部关系的过程中被杀。《长孙晟传》与《突厥传》记述交涉、告发的细节不同，不宜拼成一场无歧义的秘密行动。可以看见的是：对使者而言，她是盟约中的亲属；对她自己，远嫁并没有消去失去故国的感受。

后来与都兰争夺部众的突利可汗染干，是处罗侯之子，并非与都兰同为沙钵略的儿子。597年，隋以安义公主嫁给染干。他向南移动，屡次向隋报告都兰的军事动向；这种合作使他更依赖隋，也使他更容易受到对手攻击。

599年，都兰与达头联合进攻，染干部众溃散，亲属多人被杀。他夜间带少数骑从，随长孙晟逃走，天亮又陆续收拢数百骑。可他担心投隋后沦为普通人，反而想转投达头。长孙晟的任务，到了此时还没有完成。

《长孙晟传》记，他暗令伏远镇燃起四处烽火，再对染干解释：追兵已经很近。染干信以为真，急忙请他向隋求救。两人疾驰入关，安置部众另交他人办理。这个传记场景里，投奔不是一项早就确定的忠心，而是在战败、疑惧与使者的欺骗中作出的选择。

杨坚在599年册立染干，号意利珍豆启民可汗。《隋书》解释全号所寓之意为意智健，不能按汉字拆成开启民智。朝廷为他在朔州筑大利城；安义公主死后，又以义成公主嫁给他。城池、婚姻和赐物共同支撑着这位失去原有部众的可汗。

但敌对部众仍来侵扰，后来又把他的部众安置到夏、胜二州之间的五原地区，设置防护，让他们畜牧。大利城与后来的五原安置应分开叙述，有城可居也不等于从此停止游牧。隋朝还需要出兵保护，帮助其收拢旧众；603年前后，达头失去多部支持、西奔吐谷浑，启民的地位进一步增强。

启民在给杨坚的表文中称大隋圣人莫缘可汗，又把隋的庇护比作天地，把自己的复起比作枯木重生。用这份文书，可以理解他对隋的依赖和隋帝在外交礼仪中获得的尊崇；却不能据一项称号认定整个草原已被直接编成州县。

“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这句祝词也见于《隋书》，却在西突厥处罗可汗的记载中：611年冬，处罗到临朔宫朝见杨广；次年元会，向炀帝祝寿时说出这句话。它既不是启民给杨坚的原话，也没有其中的莫缘二字。这里的处罗是达漫，又与已经死去多年的处罗侯不同。

从沙钵略称臣，到启民依隋复起，再到处罗入朝，不同可汗是在不同局势中承认隋帝的优越地位。尊号能表明一次具体的政治关系，却不足以证明杨坚是中华天子兼任异族君主的历史首例。能确证的故事已经足够复杂：隋以战争支持交涉，又以婚姻和城池维系盟友；盟友的依附程度，则随着他们掌握的军队与牧地一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