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岗：翟让的酒席与李密的败局

翟让起初并不是山寨里的天生盟主。他做过隋朝的法曹，犯法后将被处死，狱吏黄君汉认为他有才气，破开刑具，放他逃走。翟让担心黄君汉受牵连，流泪不肯离去，反而被催促赶快走。一个人的越狱，后来成为一支队伍的开端。

他聚众于瓦岗，单雄信、徐世勣等人相继加入。年轻的徐世勣建议不要在乡里抢掠，转向荥阳一带的汴水，夺取来往船只的财物。史书说被劫的包括公私船舶；这支队伍确有地方关系和生计压力，却不宜直接替它补上一条已被证实的‘杀富济贫’正式口号。

李密的来路又不同。他出身贵族，613年参与杨玄感起兵，提出过北断皇帝归路、西取关中、攻打洛阳的上中下三策。杨玄感选择围攻洛阳，最终败亡。李密随后被捕，又趁押送途中逃脱，辗转诸营，甚至化名教书糊口；并非兵败当日就径直来到瓦岗。

等到他与翟让的队伍结合时，带来的不仅是一名战将，还有参与大举事的经验、对各地形势的判断，以及联络其他首领的能力。瓦岗原有的地方队伍与李密的远大计划，需要在同一面旗帜下找到相处的办法。

616年，隋将张须陀进攻瓦岗。翟让畏惧这名屡败群盗的宿将，李密却主张迎战，预先在大海寺附近的树林中设伏。交战后，张须陀追逐翟让的队伍，进入伏击。张本人一度突围，又几次回身救援被困部下，终于战死。瓦岗从这一战取得声势，隋军中的人也开始流向它。

第二年，李密、翟让袭取兴洛仓，也就是洛口仓。仓门打开，饥民前来取粮，老人和带着孩子的人也汇入这一片新据点。粮食使军事上的胜利变成了聚集人口的能力，队伍的规模不再只取决于最初那些持械上山的人。

隋军从洛阳出击，又被击败。翟让等人推李密为魏公，李密设置官属，让翟让任司徒、东郡公。两人确实经历过推让与合作，李密的地位也有接连胜利的支撑；并不是一个外来者刚到寨中，便凭几句漂亮话夺走了全部兵权。

柴孝和曾劝李密趁势西取关中。李密认可关中的价值，却说众人本来各自聚合，诸将又互相争竞，贸然离开东面的根据地，未必人人肯跟随。能看见一条好路，与能带着整支队伍走上那条路，已经成了两件事。

后来最有名的瓦岗人物，未必最早就在瓦岗。秦琼字叔宝，人们常叫他秦叔宝，是以字称呼。史传从他在隋将来护儿帐内任职写起：秦琼母亲去世，来护儿特意派人吊慰，旁人不解，来护儿解释，自己看重的是他的勇气与志节。

秦琼后来跟随张须陀作战。张须陀死后，他先依附裴仁基，再随裴仁基投降李密，被安置为帐内骠骑。官军败亡、上级转向和重新编入另一支军队，构成了他从隋军进入瓦岗的实际路径。漏掉裴仁基，就会把这段经历写成一次没有中间过程的个人择主。

618年，李密在童山同宇文化及交战，中了流箭，坠马昏厥，左右一时离散。秦琼守护他，击退追兵，使他得以返回军中。《旧唐书》把这件事写得很重：被后人熟悉为唐朝功臣的秦叔宝，此时救的是李密。

程咬金也真在李密军中。他后来名知节，史传称其善用马槊，并将他列为李密内军的骠骑之一。名将如云使这支队伍有强大的突击力量，却不能替统帅解决所有粮饷、赏赐和彼此信任的问题。

李密游说诸营时，隋亡李兴一类说法也在流传。李玄英拿《桃李章》为他解释前景，把歌谣里的字句同他的姓名相连。对听众而言，一个曾在杨玄感大事中活下来、又能说出形势的人，似乎更容易承接这种预言。

《通鉴》还记下一层人为安排：李密暗中联络翟让信任的贾雄，让贾雄借术数劝翟让接纳自己。贾雄把李密的蒲山公爵号同水泽相联系，又把水泽比作翟让，解释为二人相得才能兴起。谶语在这里不是自动应验的事实，而是被解释、被转述、也被用于结盟的话语。

炀帝一方确有因李姓谶语而起的案件。《隋书·李浑传》说，安伽陀劝皇帝诛杀李氏，宇文述又利用这件事构陷李浑等人，最终多人被杀。但一次有具体告发、审讯与构陷过程的案件，不能扩写成所有李姓人物同时遭到清除，更不能只因李渊、李密同姓，就把他们的遭遇拼成同一份追杀名单。

李密成为魏公之后，翟让仍有自己的旧部与声望。他身边有人不甘心：王儒信劝他取得更高权位，兄长也怂恿他自己称帝。史书记了这些劝说，却不能由此认定翟让已经接受每一种方案，并订下完整的夺权计划。能够确定的是，李密听到了这些议论，把翟让当成了威胁。

617年，翟让带人来到李密处，李密备下酒食相待。酒食之中，随从被分开，门口有伏兵，李密又让人取出一张好弓，请翟让试试。翟让正在引弓时，埋伏的壮士从背后将他杀死。旧首领的家属、亲信也遭到杀害，宴会顷刻变成清除另一派人物的场所。

徐世勣在混乱中被砍伤，李密出面制止，才保住性命；单雄信伏地求饶，也获免死。随后，王伯当等人进入翟让营中宣布事情，旧部被分别交给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统领。李密夺得更集中的权力，也把救命、杀戮与服从纠缠在了留下来的将领之间。

这场杀戮并未让瓦岗当天解体。此后李密仍曾大破王世充，还能组织对宇文化及的战事。裂痕的作用，要放在接下来的败局与选择中观察；把所有人写成席间获知翟让死讯，便立即一起投奔李唐，反而抹去了他们各自的处境。

618年，杨广在江都被杀，宇文化及率军北来。洛阳拥立的杨侗向李密授官，希望借他的兵对付宇文化及。李密接受这一安排，转而为洛阳作战，政治位置已经不同于最初围逼东都之时。待他消耗兵力击败宇文化及，王世充却控制了洛阳朝局，杀死主张联络李密的大臣。

李密并非没有粮食，但连续作战之后，赏赐成为难题。《隋书》《旧唐书》都写到他厚待新附者、旧部生怨，以及军中缺少足以酬功的财物。洛阳方面又借互市取得粮食，逐渐恢复力量。兵多、仓大和将领善战，不能保证这一切始终由同一个首领有效支配。

618年九月，李密在偃师败于王世充，洛口仓也被献出。他想过投向黎阳的徐世勣，却忌惮自己杀翟让、徐又曾受伤的旧事，终于去河阳找王伯当，随后入关降唐。酒席留下的裂痕，在选择退路时再次出现；它是败局中的一项因素，而不是全部战事的唯一原因。

秦琼、程咬金等人先落入王世充军中，到619年才在九曲脱离王军、投向唐朝。单雄信则留在王世充一方，后来随洛阳败亡。徐世勣留守黎阳，把土地户口的簿册送给已经归唐的李密，请由旧主向唐朝献上；高祖称许他不抢旧主之功，赐姓李。这个赐姓故事在前，643年画像凌烟阁在后，不能把后者当作前者的原因。

到了长安，李密被授予光禄卿等职，所得待遇却没有满足他的期望。不久，朝廷让他向东招集旧部，他走到桃林，又接到召回的命令。前路忽然收紧，他决定脱离唐朝，再图起兵。

王伯当劝阻过他。李密不听，王伯当仍选择随行。此后的行动已不是庞大瓦岗军的进退，而是一支人数有限的队伍夺取县城、谋求重新立足。唐将盛彦师判断了他们的行路，在陆浑设伏，李密与王伯当一同被杀。

徐世勣得知李密死讯，请求收葬旧主，送到黎阳安葬。曾在李密宴席上受伤的人，仍为李密料理后事。忠诚、怨惧、现实与旧情，并没有整齐地分到不同人物身上；同一个人在不同关口，可能作出看似相反、却各有缘由的选择。

后来的小说把这些复杂经历编进了更热闹的好汉世界。《说唐》第二十七回写程咬金下地穴，取得袍服和预言，被推为‘混世魔王’；徐茂公在一旁出主意，秦叔宝被封作大元帅。程咬金当寨主、徐茂公运筹帷幄的熟悉画面，有它明确的文学来路。

《隋唐演义》第十三回则让秦叔宝讲述自己捕盗有功、获授捕盗都头的经历，借配军、朋友相救和亲戚重逢展开人物。这样的秦叔宝，与史传里来护儿帐内、张须陀军中、裴仁基部下的秦琼，讲的是两种不同的身世组织方式。

小说让相遇更集中，让性格更鲜明，也能把多年转换压缩成一次投奔。回到史书，瓦岗仍然有足够惊险的故事：狱门被打开，粮仓被攻破，席间突然出刀，重伤者活下来，故人各自奔往下一座军营。吸引人的细节，并不只存在于演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