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赟：太子规矩与天元皇帝

宇文赟是周武帝宇文邕的长子，572年被立为皇太子。武帝为他娶了随国公杨坚的长女杨丽华为太子妃，后来又让他留守监国、出征吐谷浑。储君的身份早已确立，他也并非直到登基才第一次接触军政。

武帝担心儿子不能承受继承之重，管束极严。太子朝见时，举止礼数与臣下相同，严寒酷暑也不能随意休息；因为他嗜酒，武帝不许酒进入东宫。太子有过失，就受到责打。父亲还以古来被废的太子相警告，反问其他儿子难道不能继位，并令东宫官属记录太子言行，每月上报。

《周书》说，宇文赟畏惧父亲，因而刻意修饰行为，使过失不易传出。可在576年出征吐谷浑时，他与亲近的郑译等人在军中有失，王轨、宇文孝伯返朝后报告武帝，太子再次受杖，郑译也被除名。储君、监督他的宫官与陪伴他的亲信，由此结下了延续到新朝的怨隙。

朝臣并非只会在旁边劝父亲加重处罚。宇文孝伯提出，应为年少的太子选择正直的师友；乐运则说太子是可以引向善、也可以引向恶的‘中人’，武帝听后进一步选配宫官。王轨的警告更为严厉，认为太子难以负荷国事。传记解释武帝最终未改立，是因为汉王也不合意，其余儿子尚幼；这是一场始终没有解决的继承难题。

578年六月，武帝去世。帝纪记为丁酉，宇文赟在次日戊戌即位，成为宣帝。承接皇位与守丧并不互相排斥；争议出在他怎样对待父亲的丧事。《资治通鉴》记他在灵柩尚未下葬时抚摸杖痕，怨父亲死得太晚，又重新任用郑译，交付朝政。

同月己未，武帝下葬。从去世到这一天已有二十余日，随后宣帝下令内外除去丧服，自己与后宫也准备改着吉服。乐运上疏反对：按他所援引的礼制，天子应在七个月后下葬，如今葬期已短，各方吊使还没有到齐，怎么能立刻把丧事结束？宣帝没有接受。这里所争的礼制与实际安排，不能概括成所有皇帝都须先守一个月、再行即位。

新皇帝迅速挣脱旧日约束，也让身边的亲疏次序改变。郑译从受罚的东宫旧人变成掌权近臣，而曾经监督、劝谏太子的人，开始担心父子间的旧事会成为杀身之祸。

宣帝即位不久，先对叔父齐王宇文宪下手。宇文宪在灭齐战争中统兵有功，宗族地位与军中声望都很高。《周书》与《通鉴》都把宣帝的猜忌落在这两个具体原因上。宣帝许诺宇文孝伯，只要替他除掉齐王，就把齐王的官位给他；孝伯以武帝遗命不许滥杀骨肉为由拒绝。

皇帝转而与于智、郑译等人谋划，借探望齐王之机制造谋反指控。一次传话称要任宇文宪为太师，另一次又叫他傍晚与诸王一起入宫。到了殿门，只有宇文宪被引进去，伏兵随即将他扣住。面对指控，他据理分辩，最终说自己已不求生，只担心老母留下终身遗恨。随后他被杀害。

王兴、独孤熊、豆卢绍等与宇文宪亲近的人也被处死，朝廷再把他们说成同谋。传记记当时人称这些人是陪伴齐王而死。宇文宪的几个儿子同遭杀戮，牵连已经很广，却还不能说宇文氏从此被杀尽：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此后仍在，579年才分别前往封国。

王轨此时镇守徐州。他曾在吕梁以铁锁贯连车轮，截住陈军舟路，俘获吴明彻，是武帝倚重的将领；他也曾向武帝直言太子不堪继承，甚至在宴席上捋着皇帝的胡须，感叹后嗣薄弱。郑译重新得势以后，王轨知道危险将至。

传记说，王轨对亲近的人表示，边州与陈朝相接，若只求保全自己，另作打算并不困难；但受过先帝厚恩，不能因得罪新君便背弃旧主。他选择留在徐州。579年，宣帝追问杖痕的来由，郑译便点出王轨、宇文孝伯，并告知捋须之语。使者随后赴徐州杀死王轨。颜之仪力谏无效，元岩也因拒绝附和而受罚。

宇文孝伯后来被借宇文宪一案责问：既然知道齐王谋反，为何不报告？他回答自己只知道齐王忠于社稷，却被人构陷，又承认辜负了辅导新君的托付。皇帝命他退出，赐死于家；宇文神举也被遣使毒杀。尉迟运则求出为秦州总管，传记记他最终忧惧而死。这些人的结局各不相同，不能合并成一次把所有旧臣都杀掉的行动。

这几场清除有旧怨，也有对声望、兵权和进谏的猜忌。王轨与孝伯的故事尤其清楚地显示：一旦报告过失的人被当成应受报复的人，后来者就会知道，忠于职守并不能使自己安全。

在这段充满猜忌的统治中，京兆郡丞乐运始终尝试进谏。他曾反对匆忙除服，又批评频繁大赦，认为不能不分罪行轻重而一概免罪。后来，他把棺材运到朝堂，陈列皇帝的八项过失。棺材表示他已准备承担进谏的最坏后果；奏疏中的内容，却一项项指向能改变的政务。

前四项是：大小事务由皇帝独断，不与辅臣商议；搜选美女，并禁止仪同以上官员的女儿自行出嫁；一入后宫数日不出，奏事通过宦官传递，容易失真；宣布宽刑后又很快加重刑罚，使法令反复、臣民不知所从。乐运要求停止婚嫁禁令、回到外朝听政，并让赏罚遵循稳定的法律。

后四项是：武帝去世未久，就兴起豪华营造；向都城百姓征役取财，供给歌舞杂技；上书文字有误就治罪，使本来愿意陈说时事的人不敢开口；面对天象警告，只做减膳撤乐等姿态，未真正求取善策、施行德政。最后一项使用当时的天人观念，落脚处仍是怎样施政。

这些批评并非空泛的道德指责。宣帝嗜酒，在后宫有时十日左右不出，臣下需要经宦官奏事；他又命左右秘密记录群臣言行，稍有违失就责罚，公卿也会受杖。另一方面，洛阳宫不断征集人力修建，帝纪记常役四万人。宫中享乐、朝外徭役与奏事渠道的收窄，就这样连在一起。

宣帝听后大怒，准备杀掉乐运。内史元岩换了一个说法劝阻：乐运明知会死仍然上书，是想取得后世声名；皇帝若杀他，反倒成全了他。宣帝因此作罢。第二天，他又召见乐运，说想过奏疏后认为他是忠臣，赐给御食。乐运的命保住了，这一次称许却没有使宫廷从此免于任性与苛罚。

579年正月，宣帝先改元大成，立长子宇文衍为太子；二月便在邺宫把皇位传给他，同时改元大象。宇文衍后来改名宇文阐，即周静帝，生于573年，受位时按传统计龄只有七岁。父亲则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儿子的朝廷称正阳宫，各自设置官署。

这一交接没有把决断权交给孩子。传位后的选官、征役与改定名号仍出自宣帝，幼帝没有取得独立处置国事的空间。天元皇帝的冠冕用二十四旒，车服旗鼓也扩张规格；臣下朝见天台，要先致斋三日，再清身一日。他在臣下面前自称为天，甚至限制别人使用高、大等称谓。新的尊号扩大的是自己与臣下的距离。

杨丽华的称号随之改为天元皇后。到580年二月，制诏改称天制诏，敕改称天敕；同年她又被加尊为天元大皇后。传位、增尊号与日常行使权力同时进行，年轻的父亲仍控制命令与惩罚，幼子接到的首先是帝位的名分。

五后并立不是登基当天的一道命令。杨丽华从太子妃成为皇后；朱满月出身东宫，生下静帝，579年被尊为天元帝后，后来又改号。陈月仪是陈山提之女，元乐尚是元晟之女，同年被选入宫，再分别受册为天左皇后、天右皇后。到580年，四人的称号又一并加上‘大’字。

第五人尉迟炽繁的处境最不能用争宠来概括。她是尉迟迥的孙女，本为西阳公宇文温之妻，按宗妇身份入朝时遭宣帝强迫侵犯。宇文温的父亲杞公宇文亮随后谋袭韦孝宽，失败被杀，温也被处死；宣帝将尉迟氏召入宫。580年三月，陈月仪改为天中大皇后，尉迟氏受册为天左大皇后，五后至此齐备。

小宗伯辛彦之曾反对立五后，认为皇后与天子相配，不宜有五；太学博士何妥援引古帝王多妃来赞同，宣帝便免了辛彦之的官。诏书以五的数理与后位相附会，这种制度解释，最终服从于皇帝已经作出的选择。

杨丽华也没有因为出自杨氏就安然无事。宣帝曾要将她赐死，她母亲独孤氏入宫求情，叩头流血，才使她获免。名号越列越多，并没有增加这些女子拒绝命令的余地；其中既有作为生母获得尊崇的人，也有遭强迫后被纳入宫廷的人。

580年五月，宣帝患病，很快去世，史书记年二十二。帝纪记下发病、侍疾与死亡，却没有提供足以判定具体病因的材料。嗜酒、过度游乐与早亡可以放在同一生平中叙述，不能由此断言他一定死于纵欲，更不能替他追作现代精神疾病诊断。

武帝的严厉也不是后人凭空提出的话题。《周书》史臣已经批评，他看出儿子不堪继承，却想依靠责打使其改正，质问这是否合乎教子的正道。太子曾在威压下掩饰行为，登基后又追究旧日杖责，这两端都有记载；但仅凭这些材料，还不足以说每次杀人、每项失政都由同一种心理造成。

从家庭教育回望这段历史，可以追问：孩子的服从究竟出于理解，还是只因害怕；父亲是否在要求继承人复制自己，却没有让他学会听取异议。这样的反思有意义，但不能把关于教养的比喻当作已经证明的历史因果。一个人的健全与否，也不应只由几则宫廷轶事判定。

父子相继的帝制把公共权力交接与家庭关系紧紧绑在一起。武帝的战功不能代替儿子作出判断，太子的名分也不自动带来治理能力；继承能否持续，仍要看辅臣能否履职、谏言能否进入、赏罚有无约束。宇文赟失去父亲的管束以后，身边人既难以纠正他，也可能因纠正他而死。这使父子之间的失败，扩展成整个朝廷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