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文帝：让出皇位以后

献文帝亲政以后，他与冯太后的关系因李弈而紧张。《魏书·皇后传》称李弈为太后的内宠，李弈的哥哥李敷则是朝廷重臣，历任南部尚书、中书监等职，参与重要决策。兄弟的父亲李顺，也曾在太武帝朝任职。李弈不是一个与朝政毫无关系、突然走进宫中的陌生人。

《资治通鉴》说，李弈得宠于太后，献文帝对他的态度已经疏远。后来的案卷之外，宫廷中的信任已经出现裂缝。史家的道德评价，也不能直接推广成所有鲜卑人的共同习俗，或断言冲突只是汉化程度不同造成的。

470年，机会来自另一名官员的贪污案。此人是李訢，字元盛，曾任仪曹尚书，后出任相州刺史。他与李敷虽族属已远，却从小交好，情如一家，李敷曾替他遮掩过失；等他被征还问罪，旧日的交情反而成为朝廷取得指控的入口。

按《魏书·李訢传》与《资治通鉴》，审案官员承受朝廷旨意，暗示李訢：如果能检举李敷兄弟，便有机会免死。李訢起初不愿指控旧交，一度自伤而未死；女婿裴攸劝他向受李敷迫害的冯阐之弟求取线索，后来又有范檦提供材料，指控才陆续成形。

列举了多少罪状，传世文本并不一致。《魏书·李顺传》附李敷事迹记二十余条，《资治通鉴》记三十余条。能够确认的是，李訢原来的案件被引向了李氏兄弟；这些数量不能让我们逐项核验罪名，也不足以断定所有指控都是凭空捏造。

470年冬，李敷、李弈等被诛，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也受到牵连。《魏书·皇后传》明确说，李弈被杀后，太后对此不满。案件把皇帝、太后与重臣家族联系在一起，已经超出私人争执，也给此后的母子关系留下难以解开的结。

李訢并没有在检举之后立即获得赦免和高位。朝廷仍认定他的贪污足以处死，只因揭发李氏兄弟而减刑，先受鞭一百、剃去头发，配服劳役。免死与无罪，是两件不同的事。

不久，他又被起用为太仓尚书，兼摄南部事务，后来参与军国决策，受到献文帝倚重。《魏书》还记下他起用范檦等人聚敛、让民众远途输送物资的弊害。朝廷一面处罚他的旧罪，一面继续使用他；这种人事安排，比一个举报有功便立即飞升的故事复杂得多。

太后失去了亲近的李弈，李訢却重新进入权力中心，双方的关系自然值得注意。不过，现存材料没有把某次授官直接记成太后决定废帝的时点。献文帝随后退位，还涉及他的宗教志趣、皇位继承与朝臣的选择。

献文帝喜欢黄老之学，也亲近佛教。《资治通鉴》记他常与朝士、沙门谈论玄理，看轻富贵，有离开世俗的想法。但他并非只会空谈、从不处理国家事务：470年，他还亲自迎击柔然。信仰和退隐愿望，不能抹去这些实际活动。

471年传位时，《魏书·显祖纪》保存了皇帝称赞尧舜让贤、希望退居的诏令，以及大臣对继承安排的讨论；《魏书·天象志》却另有一句：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同一部书的不同篇章，已经呈现出不同的解释。退隐是当时公开表达的理由，太后施压也有传世史文可据。

天象志把人事与灾异相联系；它保存了另一种政治解释，却不能由星象本身证明宫中每一步行动。关于压力怎样施加、退隐的愿望又有多坚定，仍需在不同叙述之间保留距离。

献文帝最初选中的继承人，不是幼子，而是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资治通鉴》称子推沉静仁厚，素有声望。皇帝提出，儿子还小，应当选一位能担当天下事务的成年人。这一想法有现实理由，并非毫无章法地退出。

反对者却担心皇统转入旁支。子推的弟弟任城王拓跋云主张父子相传，源贺强调继承次序，东阳公拓跋丕不赞成皇帝退位；陆馛、赵黑等也支持由太子承统，高允则以周公辅佐成王为比。幼主需要辅臣，与另立成年宗王，带来的权力安排并不相同。

最终，献文帝接受由太子继位、大臣辅佐的方案。可以说他受到太后的压力，却不能把这一结果压缩成太后一句只许传儿子：史书留下的是多名宗室与大臣参与的争论，他们也有各自维护的继承原则。

471年八月，拓跋宏即位。按史书记龄，父亲十八岁，儿子五岁；这与前几年生子时所说的十三周岁，不是同一时点，也不是同一套计龄方法。幼帝称孝文帝，父亲献文帝则被群臣请求尊为太上皇帝。

群臣解释，这个名号不同于汉高祖尊父亲为太上皇的情形：献文帝本人统治过天下，幼帝尚不能独理万机，仍应由他总揽大事。他移居崇光宫，军国大事继续上报。《资治通鉴》又记，他在苑西山修建鹿野浮图，与禅僧相处；政治权力与宗教生活，确实同时存在。

此后并非只剩一个有名无实的尊号。472年，太上皇帝调遣将领追击北方敌军，年底又亲讨柔然；473年，他还率军南下；475年，又在北郊大阅。这些连续的行动表明，退位后的他仍在决定军队往哪里去、由谁指挥。

因此，471年的禅位没有使他立刻失去一切权力。从传位到死亡，中间还有五年；这五年的军政活动，是理解献文帝晚年不能跳过的一段。

476年六月甲子，北魏中外戒严，京师军队分为三等。七天后的辛未，献文帝去世。《魏书·高祖纪》留下了这组先后相接的日期，《显祖纪》则记他死于永安殿，年二十三。戒严是可以确认的事件，却不能仅凭时序，就断定此前必有太后召见、当场逮捕和软禁的一整套过程。

对于死因，古籍并非全无记载。《魏书·皇后传》说献文帝暴崩，当时有人说是太后所为，保留着传闻语气；《天象志》则明确写到鸩毒之祸。后来《资治通鉴》采取更确定的叙法，把太后因李弈之死怨恨献文帝、秘密下毒作为死因。不同篇章与史书，语气和解释并不相同。

这些材料使毒杀说成为有文献来源的历史说法，而不是今天凭空提出的猜想；但它们也没有提供足以复原下毒方式的完整证据。不能因为本纪未写死因，就说朝廷对外宣布病死；同样不能把几处简短叙述拼成已经证实的召见、拘禁、逼死现场。

献文帝死后，冯氏受尊为太皇太后，再次临朝听政。此时是476年，孝文帝按传统记龄已经十岁，不能再沿用471年登基时的五岁。她面对的仍是幼帝，却已经不是第一次临朝时的献文帝，也不是刚出生的皇孙。

朝中的人事关系也没有随献文帝死亡立即变得简单。曾参与告发李氏兄弟、又受献文帝倚重的李訢，在这时还升任司空。宫廷恩怨与官员去留确实相关，却不能仅凭谁亲近过谁，就倒推出每一项决定的完整动机。

从466年诛乙浑，到467年还政抚孙，再到471年父子之间移交皇位而保留太上皇权力，最后到476年太皇太后再次临朝，执政的名分与实际控制多次分合。李弈案是其中的一场重要冲突，而继承安排、宗室与大臣的参与，同样影响了权力最后落在谁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