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太后掌政：抚育、猜忌与太和改制

467年，拓跋宏出生。冯太后亲自抚养这个孩子，并把政务交还献文帝。471年，献文帝把皇位传给按传统纪岁只有五岁的儿子，自己成为太上皇，仍处理军国大事。到了476年献文帝去世，冯太后再次临朝，身份也成为太皇太后。她与幼帝共同出现在国家的名义上，实际决断却集中到她手中。

《魏书·皇后传》形容这段局面时，说朝廷大事小事都由她决定，孝文帝当时不参与决断。这不是一位长辈偶尔在帘后提意见，而是由她任用官员、决定赏罚、推动政令的统治。评价后来的太和改革，不能把这一时期的决策一概提前记到成年孝文帝名下。

她进入这座宫廷以前，已经经历家难。《魏书》记她的父亲冯朗获罪被杀，她随之入宫，由姑姑冯昭仪照顾。失去家族庇护、成为宫中女子，再成为皇后与太后，是她一生中真实的巨大变化。至于她儿时怎样设想未来，又是否一直怀着复仇愿望，史料没有留下可以复原的内心独白。

孝文帝本纪明确称他的母亲为李夫人。《皇后传》记李氏在469年去世，同年拓跋宏被立为太子；这段传文没有展开她死亡的经过。北魏确有立储后处死生母的旧制，但不能用制度的一般记载，补成这里没有记下的临终场景。

孝文帝的外祖父李惠也没有因为这层亲缘得到安全。《魏书·外戚传》说，李惠向来为冯太后所忌，后来被诬告谋划南逃。李惠、他的两个弟弟李初与李乐、诸子及后妻梁氏遭到杀害，家产被没收。这是政治权力施加给一个家族的灾难，不能因为冯太后后来实行改革，就把受害者一概说成罪有应得。

然而，李氏亲族并没有全被杀尽。传记还记有逃脱的亲属，以及孝文帝在488年寻找母族舅家的事情。冯太后当时仍在世。把这些幸存者重新放回故事，才能看见诛杀造成的断裂，也能看见断裂并不等于所有人都消失了。

她掌政期间，子贵母死的旧制也没有终止。483年皇子拓跋恂出生，后来成为贞皇后的林氏，仍因这项旧制被杀。《皇后传》说孝文帝有意保全她，太后不许。抚养一位幼帝的慈爱，与不肯让另一位生母存活的决断，在这里发生了尖锐冲突。

献文帝去世时，内三郎娄提悲痛得拔出佩刀刺向自己，几乎丧命。今本《魏书·节义传》记，他说先帝已经去世，自己还活着做什么；冯太后随后赐给他二百匹帛。对旧主的忠诚并没有使他当场成为新掌权者的敌人，得到的反而是赏赐。传记所写的动作是自刺，并没有写成割喉，也没有记下一场号召所有官员学习他的运动。

另一件小事发生在饮食之间。太后正在服用庵䕡子，送来的粥中却混进了蝘蜓。蝘蜓是壁虎一类的小动物。孝文帝愤怒地要重罚负责膳食的人，太后笑着赦免了他。史书把服药与粥中的异物先后记下，没有把这只蝘蜓说成药方中的药材。

后来，《孝文帝纪》也记下皇帝面对类似过失的反应：厨人把热羹泼伤他的手，又有送来的食物中出现小虫，他都没有追究。两种记述让人看见一种相近的待人方式；但它们不是一份教育实验，不能单凭相似就断定他的每一次宽恕都直接来自那碗粥。

而同一篇帝纪还留下另一面：太后担心孝文帝日后不利冯氏，曾让他在寒天穿单衣幽闭三日，不给食物，打算改立咸阳王拓跋禧。元丕、穆泰、李冲等人坚持劝谏，事情才停止。她也曾听信宦官谗言，杖责孝文帝。宽待一个厨人是真实的记述，猜忌、惩罚甚至更换皇帝的念头，也不能从她的人生中删掉。

冯太后与孝文帝的关系还引出过另一种解释：她会不会就是他的生母？这不是古代本纪明载的身世，而是后世研究者提出的假说。现代学者刘蓉曾从“生于平城紫宫”的用语及有关宫室、礼仪和亲属关系的记载展开论证，主张重新理解二人的母子关系。

这类研究提醒读者，传世史书之间确有不容易拼合的地方。《皇后传》说太后死前，孝文帝不知道自己的生母；《外戚传》却记他在488年已经寻访母族。两条记载需要解释，但出现疑点，并不等于某一种替代身世已被证明。以往文献明确称李氏为生母的记载，也仍然摆在那里。

献文帝年少得子、冯太后亲自抚育幼儿，以及她对父子两代皇帝态度不同，都可以成为提出问题的线索，却不能各自充当血缘鉴定。把她467年的还政解释成产后休养，或者推定她亲自哺乳了几年，更超出了这些记载所能支持的范围。

无论怎样讨论生母假说，抚养关系本身并不因此变得虚假。她长期教育孝文帝，也控制着他的政治处境。理解这段关系，需要把亲情、训诫和权力同时保留下来，而不是先替他们决定一种血缘，再用它解释每一次生死选择。

478年，太后、孝文帝与百官、外来宾客一起观看虎圈。老虎突然逃出，登上门旁的阁道，已经逼近御座。王叡拿起戟把虎逼退。这件事发生在圈养猛兽的场所，不是出城打猎时与野虎偶遇。

王叡原本就受到太后宠爱。《魏书·恩幸传》说，他幼年承袭父亲的天文卜筮之学，后来进入宫中；救虎以后，恩遇更重。他所得的官爵、财物、田园和奴婢，把私人亲近转成了公开的政治地位。朝廷中的其他人必须面对这样的权力来源。

传记也记下他的实际意见。法秀谋反案牵连许多人时，王叡主张处死首恶，对证据可疑的其余涉案者从宽，结果有千余人免死。临终时，他又劝慎刑、任贤、亲忠而远佞。受到宠幸并不能自动证明他有治国能力，这些具体建议却值得单独核看；同样，几次有益的劝谏也不会使过度赏赐变成不存在。

来自陇西李氏的李冲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自幼丧父，由兄长李承抚养，后来从中书学生进入处理宫中文书的职位。《魏书》既记他的才能，也直记他受到太后宠幸、得到大量珍宝财物；两类材料没有必要互相遮盖。

三长制的争论，使他的政治作用变得具体。当时许多依附豪强的家庭没有独立进入国家户籍，李冲提出建立邻、里、党三长。有人认为全国情况不同，不宜强求一法；有人赞成原则，却担心正在征调的月份清查户口会激起怨言，主张等农闲再办。

李冲反而认为，应让百姓在纳税之时一并看见调整负担的好处，否则他们只会先感受到清查的辛劳。冯太后支持这项方案，理由是赋役能有较稳定的尺度，藏在豪强荫庇之下的户口也能显现。486年，三长制推行。这里能看见提出方案的人、反对的理由和最后作出决定的人，而不只是一个“改革成功”的结论。

冯太后死后，李冲继续得到孝文帝信任。礼仪、律令的文字与轻重，皇帝会向他询问；对于南征与远方驻军，他也提出过不同意见。这条延续说明，孝文帝接过的既有制度，也有一批参与制度设计的官员。他们并不只是某位掌权者随时可以替换的影子。

471年九月，即位不久的朝廷颁诏，让在位官员与普通百姓直言政事得失。求言的对象写到了民庶，值得注意；但诏书以幼帝名义发布，不等于这个五岁的孩子已经独自设计好调查民情的办法。献文帝当时仍以太上皇身份执政、亲自出征，幼帝所处的政治世界由多位长辈和官员共同构成。

后来，冯太后为孝文帝作《劝戒歌》，又作《皇诰》，教他为君处事。高允也参与改定《皇诰》，奉命写《酒训》，借古人的兴亡劝戒饮酒失度。《高允传》记孝文帝喜欢这篇文章，常放在身边。与一段想象中的祖孙私语相比，这些有名目的训诫文字，更能让人看见教育怎样进入宫廷生活。

高允本人曾卷入崔浩国史案，冒死坚持向太武帝说实话；他认为史书应记录帝王的得失，留给后来人作鉴戒。成年孝文帝也曾要求史官直记时事，不隐讳国家过失。两段记录可以互相映照，却不能据此添出一堂由太后安排、专门反驳献文帝祖先故事的课堂。

本纪在孝文帝出生时同样写了神光照室一类祥瑞。这是帝王传记常见的叙事方式；真正理解他的成长，仍要回到他读过的训诫、听取的争论和面对的制度。宫廷教育能够传递价值，也伴随服从与惩罚，不是一条毫无阻力的成长道路。

490年，冯太后在平城太和殿去世，史书记她四十九岁。孝文帝生于467年，此时已经成年，将独立主持朝政。《皇后传》记他因哀痛五日不进饮食。帝王哀毁的叙述有褒扬孝行的笔法，但如此密集的丧葬、谒陵记载，也说明这位抚养者之死在他政治与私人生活中的分量。

太后留下薄葬遗旨，希望减少随葬物和营造。孝文帝却没有全部照办：她希望墓冢不得超过三十余步，皇帝坚持扩大到六十步。生前掌握最高决断的人，死后安排自己的葬礼，也未必能让每一项愿望得到执行。

在云冈，二佛并坐常被借来联想太后与皇帝共同在位的局面。欣赏这种联想时，还应先知道图像本身的佛教来历：释迦、多宝同坐，出自《法华经》的见宝塔故事。没有具体洞窟、题记和营建证据，不能把所有并坐二佛直接认成冯太后与孝文帝的纪念像。

她留下的政治遗产更清楚地存在于官员与政令之中：为幼帝安排的训诫，支持李冲推行的户籍改革，以及由她作出决定的奖惩。后来的孝文帝继续改制，却也走出自己的道路。把隋唐数百年的发展全归为她一人的设计，会使后来的选择和变化消失。

衡量她的统治，无须先在女性统治者之间排一个名次，也不必用亲情洗去杀戮。她从宫中受制于人的处境走向最高权位，确实非同寻常；而李惠一家、被旧制处死的林氏、得到宽赦的涉案者，以及在新制度下重新编户的百姓，都应留在同一幅历史图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