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南征：没有等到的统一

太和二十一年，也就是497年，朝廷下令从冀、定、瀛、相、济五州征发二十万人，准备南征。这个数字首先是史书所记的征发命令，不能再与沿途各军的号称相加，变成一份精确的战场人数统计。八月，大军从洛阳出发，目标指向南齐的宛、邓与襄阳方向。

九月，孝文帝留下部分军队攻赭阳，亲自到宛城，夜袭攻破外城。南阳太守房伯玉退入内城继续抵抗。皇帝随后留下咸阳王元禧等人围攻，自己转向新野。这里的咸阳是王号，不能把行军路线写成先去关中的咸阳再南下；宛城的内城，也没有在这次夜袭中一起失守。

这不是孝文帝第一次统兵向南。《南齐书》还记载了494至495年间北魏向淮南进兵、抵达寿阳和围攻钟离等战事。497年的出发，是已有战争与边境冲突的继续。皇帝希望突破旧有的来回进退，城池与河流却不会因为这一愿望就失去阻力。

新野太守刘思忌守城，魏军四面进攻，未能攻下，只得筑起长围。劝降者声称房伯玉已经投降，然而宛城的抵抗还在继续。这是一场围城中的喊话，不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刘思忌以兵粮尚足相拒，魏军也没有就此离开。

直到498年正月，新野才被攻破。《资治通鉴》记统军李佐攻城，刘思忌被缚后仍拒绝降魏，终于被杀。《魏书》帝纪称他刘忌，《南齐书》与《通鉴》作刘思忌。名字有异文，守城、城陷与拒降被杀的骨干却能相互对读。

新野失守后，湖阳、赭阳、舞阴等处守将相继撤走。二月，魏军再攻下宛城北城，房伯玉投降。对魏军而言，这是南阳一带战局的实质推进；对守军与城中居民而言，数月围困之后，归属、性命和生活秩序都发生了改变。

南齐并没有只在城中等待。497年，齐明帝命裴叔业救援雍州，裴叔业却提出进攻魏境，迫使魏军分兵，随后攻向虹城。萧衍等人也奉命增援。这里有正面救援，也有另开战线的牵制，不能合并成一支已经抄断孝文帝归路的海军。

同年十一月，韩秀方、王副之、赵祖悦等十五将降魏，魏军又在沔北获胜。但降将并没有使战争立即结束。次年三月，崔慧景、萧衍所部在邓城遇魏军，撤退时各部互不相知，出现混乱。魏军追到汉水一线，孝文帝临近樊城，隔水望向襄阳，随后离开。

战线的另一头，裴叔业围攻涡阳，接连击败魏方援军。王肃不得不解除义阳之围，转去救涡阳，裴叔业后来才撤退。一处获胜，并不意味着另一处没有代价。兵力怎样分配、城池能否守住，比胜负消息传到宫廷时的几句话更复杂。

498年七月，齐明帝去世。九月，孝文帝下诏，以礼不伐丧为由撤军。诏书确实使用了这个理由；与此同时，北魏也在处理高车因畏惧远役而反叛的问题，撤军次日便有北讨诏令。理解这次回师，既要看皇帝公开宣示的礼，也要看他同时面对的军务。

孝文帝在这一时期病情沉重，彭城王元勰守在身边，内理医药，外理军国事务。朝廷急召徐謇前来诊治，皇帝病情一度好转。此后他到邺，次年才返回洛阳，并不是从南方一路赶回京城后便再也没有恢复。

一次撤军没有结束双方争夺的土地。499年，南齐太尉陈显达率军进攻，意在收复失去的雍州诸郡。战争又来到北魏刚刚占据的防线，病中的皇帝仍认为自己必须亲自到前方。

陈显达攻下马圈戍，魏方压力骤增。499年三月，孝文帝再从洛阳出发。元勰一面照顾皇帝，一面受命统理军务；他请求另择一位宗王治军，自己专心侍疾，皇帝却仍把两件事交给他。行军与病榻，已经紧紧连在一起。

魏军抵达马圈后，孝文帝命广阳王元嘉截断均口，威胁齐军退路。随后齐军战败，陈显达由部下护送夜间撤走。截击并没有使所有退路都被封死：《魏书·广阳王传》另记元嘉未能完全依令，孝文帝因此责备他。一次大胜中，仍有命令与执行的距离。

战事获胜，皇帝的病却更加严重。他北返至谷塘原，在那里安排继承与辅政。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死于行宫，史书记年三十三岁。史料能说明他久病中再次出征，不能据此诊断具体疾病，也不能把行军劳顿写成已经证实的唯一死因。

元勰等人担心齐军得知死讯后追击，暂时秘不发丧，仍按日常侍疾的样子处理事务。太子元恪被召来，到鲁阳与灵柩相遇，朝廷才公开举哀。胜利的军队正在返回，皇位已经交到下一代手中。

从497年秋的围城，到498年的推进与回师，再到499年的再度出征，这场战争不能压缩为只打过一次仗便病死。孝文帝取得了土地和城池，也曾面对守城者的坚持、援军的反击和自己身体的限度。他临终所忧的天下未平，正是改革成就之外仍然没有完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