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想回平城：元恂的废立与死亡

493年七月，孝文帝立长子恂为皇太子。同年，迁都的决定逐步展开。父亲给太子安排冠礼，训诫他端正仪容、言辞与礼节，希望未来的继承人懂得怎样做皇帝。数年后皇室改姓，拓跋恂也成为元恂。

恂却不喜欢父亲要求的读书生活。《魏书》本传把他描述为不爱经学、身形肥大，尤其怕河洛的暑热，时时怀念北方。《资治通鉴》又记他私下穿胡服。南朝的《南齐书》还写到，他暗中毁裂父亲给的衣冠，重新编发、穿左衽衣。这组细节出自另一条记述，不能把该书对皇后家世和事发年次的混杂也一并接受。对孝文帝而言，洛阳是新政治的中心；对恂而言，它仍是一个难以适应的地方。

北方并不是一道永远不许他跨回去的边界。495年，冯熙去世，孝文帝还派恂前往平城吊丧、拜母墓，规定沿途礼仪，并叮嘱温读经书。奉命北行与私自带骑兵离开洛阳，性质完全不同。后来父亲出巡或征战，恂又常留守，主持宗庙祭祀，他的去留已经关系到朝廷的运转。

中庶子高道悦不断严厉劝谏，恂因而怨恨。他身边既有随从，也有负有教导、约束之责的官员。新旧习惯造成的不适，逐渐与一个太子不愿受约束的冲突缠在一起。

496年，孝文帝巡幸嵩岳，恂留守金墉城。他与左右在西掖门内商议，准备召来牧马，带轻骑奔回代都，也就是平城。《南齐书》把备马写得更具体：秘密选出宫中御马三千匹，置于河阴渚。这一数量及地点保留为该书的说法，《魏书》本传只说召集牧马。

这不是一次得到准许的探亲，而是太子试图脱离父亲所定的新都。

高道悦成为这场行动中的死者。恂亲手在宫禁内杀了他。随后，领军元俨控制宫门、阻止行动，这一夜才得以平静。恂没有成功带兵抵达平城，事情就在洛阳被截住了。

次日，尚书陆琇向南赶去，向皇帝报信。孝文帝听后惊骇，但暂时压住消息，仍行至汴口才返回。朝廷没有立即把这件事公开，父子冲突却已经越过了服饰、语言或读书习惯：一个负责劝谏的官员被杀，留守太子企图离开其职责所在。

皇帝召见恂，逐条责问。他与咸阳王禧等人亲自杖打太子，后来又由禧等轮流施打，总计一百多下。受刑的是恂本人。史书说，他被扶着、拖着带出去，一个多月不能起身，随后拘禁在城西别馆。

清徽堂上，孝文帝召集群臣议论废储。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脱帽谢罪，承认辅导失职。皇帝却把问题说得更重：倘若太子脱离控制，占据恒、朔北方地区，日后就可能造成国家分裂。在他看来，儿子的北逃计划已经威胁继承秩序。

这种对未来的判断，是孝文帝主张废储时提出的理由，并不表示恂已经在北方建起了另一套朝廷。实际发生的是杀人、谋划北逃与被阻；皇帝担忧的是这些行动可能发展的方向。

496年，恂被废为庶人，送到河阳，由士兵看守。衣食供应只够勉强免于饥寒。传记接着写他在困境中有所悔悟，常读佛经。曾经被要求主持祭祀、继承天下的少年，如今只能在看守之下生活。

497年，孝文帝巡至长安时，中尉李彪秘密上表，指称恂又与左右谋逆。皇帝派邢峦与咸阳王禧前往河阳，带去椒酒，命恂自尽。传记记他死时十五岁，以粗棺、常服葬在河阳。第二次谋逆的指控，带来的已不再是废位。

但这份指控的审理过程，在恂死后又出现了问题。498年冬，御史台令史龙文观因罪当死，向廷尉告发：恂的近侍此前被收捕时，恂曾亲笔申辩自己不知情，李彪与侍御史贾尚却把书信压下，没有呈给皇帝。

贾尚因此被关进廷尉。李彪当时已经免官归家，朝廷也准备把他收送洛阳；恰逢赦令，案情最终没有彻底查明。贾尚获释后不久病死。恂的申辩是否足以推翻谋逆指控，现存这一段记载没有给出审判结论；它留下的，是申辩未能上达以及调查中止的问题。

因此，杀害高道悦与第二次谋逆不能简单并为一个已经查实的罪名。前一次行动有宫门被封锁、官员被杀等具体经过，后一次则以李彪的密表发动，又出现隐瞒申辩的告发。父亲下令杀死儿子的结果已经无法更改，史料里的疑点却没有随椒酒一起消失。

在元恂被废之后、被赐死之前，平城还发生了穆泰、陆叡等人的谋乱。他们反对迁洛带来的改变，又各有自己的处境，试图拥立宗室阳平王颐。颐却把事情报告朝廷，任城王澄奉命前往处置，参与者后来受到严厉惩罚。

同姓亲王并没有因此结成反对孝文帝的统一阵线。有人被谋乱者推到前面，有人告发，有人主持平定；咸阳王禧还参与了对恂的惩罚。北方贵族的不满、太子的逃归计划与具体谋乱之间有关联的背景，却不能把所有人都写进同一场起兵。

孝文帝意识到，新都才立，北人恋旧，南北之间仍有牵扯。可是安顿迁民、整肃反对者与南方战争，也并非依次做完再开始下一件：494年末，他就已经南征；497年又发动新的攻势。皇帝一边维持洛阳的新秩序，一边继续向南用兵。

元恂没有活到父亲这些安排完成。他的故事既有主动施加的暴力，也有承受的暴力；既有清楚记下的行动，也有没有查到底的告发。迁都的成败不能替高道悦解释自己的死，也不能代替对河阳那道赐死命令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