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北伐：城门打开之后

慕容超在405年继承南燕帝位，并非409年才刚刚上台。到409年正月朝会，他因宫廷乐队不够齐备，提出掠取晋人补充乐工。将领韩𧨳劝他休养国力，不要再给南面增加敌人，他没有听。

二月，南燕骑兵攻破宿豫，掳走人口，史书记有男女二千五百人被交付太乐训练。随后又有对济南的侵掠。对被掳者而言，皇帝朝会上缺少的声乐，成了他们离开家园的原因；对东晋而言，边地州郡反复受袭，也把反攻推到了朝议之中。

三月，刘裕上表北伐。朝中许多人反对，担心孤军深入山东，敌人只要守住山口、清除粮食，晋军便可能进退失据。刘裕仍决意出兵。他面对的是一个有城池、耕地与宫廷的南燕政权，战争原因不必归结成整个族群天生只有劫掠一种打算。

晋军从建康出发，沿淮、泗水路到下邳，把船舰与辎重留在那里，转为陆路北上，沿途筑城留兵。水路承担远程输送，步军随后越过大岘，这是一场分阶段使用不同交通与作战方式的进军，并非从头到尾都有水军贴着陆军并行。

慕容超原有机会把晋军挡在山口之外。公孙五楼提出守险、断粮，慕容超却不愿先毁田苗，又相信精骑可以在平原踏破远来的敌人。他放弃大岘，将兵力集中到临朐。刘裕越过山口，看到田中仍有粮食，才觉得最危险的一关已过去。

临朐交战时，《宋书》记晋军有车四千辆，分列左右两翼，张幔执槊，轻骑在外游动，步军列阵前进。南燕骑兵前后冲击，日已西斜，仍未分出胜负。胡藩此时建议：敌军尽出，临朐城里必然较空，何不另派一支兵去夺城、斩旗？

刘裕派檀韶、向弥、胡藩等绕到燕军之后，攻入临朐。慕容超听见城失，先奔到城南的段晖军中，晋军再乘势进击，燕军大败，段晖被杀，慕容超才退向广固。这里的关键不是一句抽象的‘断后路’，而是在正面仍胶着时，突然夺走敌军身后的城与旗帜。

临朐战败没有使南燕立刻消失。刘裕追到广固，攻下外城，慕容超收拢人众，退入内城。晋军筑起长围，开掘壕沟，战争从野外交锋变成了持续数月的围困。青州一带也不是由南燕主动‘归还’给晋朝，而是在进军、归附和最后破城中逐步改变控制者。

围城需要粮食。刘裕接纳降人，任用地方人才，开始利用齐地的粮储，停止从江淮远途转运。《宋书》称‘华戎欢悦’，《通鉴》也写华、夷归附。史书带着胜利者的赞语，却至少没有把来归者限成单一族属。

因此，不能只说当地人因与南来军队同族，就天然愿意持续供粮。官员、将领和居民面对的是战局、职位、粮食与自身安全的多种选择。垣氏兄弟原本是慕容超信任的人，也越城降晋；归附的发生，比一句同种同源更加具体。

攻城器械又打开另一条线索。南燕派张纲赴后秦求援，他归来途中被俘。晋军得到这名善造器械的人，让他制造楼车等攻具，也将他带到城前，动摇守军的信心。一个求救使者，最后成了帮助围城的一方。

慕容超还在等待后秦。姚兴的使者对刘裕放出威胁：秦军十万铁骑已经屯在洛阳，如果晋军不退，就要长驱而来。刘裕的回答同样强硬：灭燕之后，他本就打算休兵再取关洛，现在若肯送来，便来。

刘穆之赶来时，使者已经走了。他责怪刘裕没有共同商议便把话说死：广固尚未攻下，万一秦援军到来，怎么办？刘裕解释，真正急于救援的人应当抢时间、隐瞒行动，何必先派使者来把话说得如此大。他判断这是虚张声势，并不是没有人替他看到风险。

援兵是否曾经出动，史书留下不同层次的叙述。《宋书》武帝纪说姚兴畏惧刘裕，虽答应救援，实不敢遣军；《通鉴》则具体写姚强率步骑一万，准备同洛阳姚绍合兵援燕，后来因姚兴被赫连勃勃击败，接到命令撤回长安。使者口中的十万，与准备援救的一万，不是同一个数字。

后秦也确实有自己的战场。赫连勃勃的压力，使姚兴不能只考虑广固城内的盟友。南燕大臣韩范眼见援救无望，最终降晋。慕容超等候的并不是一场迟些就必能到达的救援，而是一项被另一个国家的安危挤走的选择。

慕容超曾请求割出大岘以南的土地、向晋称臣，刘裕不接受。到410年二月，城中久困，疾病与投降都在增加。晋军总攻，悦寿开门纳兵，慕容超突围后被获，随后送往建康处死。南燕至此灭亡。

城破之后，刘裕没有只处置国主。《通鉴》说他因围城日久而愤怒，一度想尽杀城中人，以妇女赏军。韩范劝他：北方士民长期没有晋朝援助，曾依附强者求存，如今又因尽力守国而被杀，后来还有谁会期待晋军来救？刘裕接受了阻止尽坑的劝说，却仍杀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家口万余。

司马光在这段记载后严厉批评刘裕，认为此时原该安抚疲民，却以屠戮泄愤，连苻、姚的做法也不如。这是后世史家的评语，不能替代战争经过，但它留下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取得土地与赢得居民，并不是同一场胜利。

而刘裕也没有余裕一直停在北方。卢循、徐道覆趁他围攻南燕，向江南进兵，朝廷急召。刘裕原本还想经营河洛，只得回师。409年出发时的北伐，至410年破城之后，立即又被南方的危机接住。

从攻灭南燕到再伐后秦，中间不是一张早已排定的目标清单。刘裕先后处理卢循等人的战争，派朱龄石入蜀，又击败刘毅、司马休之等对手。到416年，后秦姚兴去世，姚泓继位，宗室冲突与边地叛乱接连发生，刘裕才抓住新的时机大举出兵。

进军分成多路。王镇恶、檀道济等向河南推进，王仲德的舟师进入黄河方向，另有军队由武关接近关中。洛阳、黄河、潼关与长安不是全军依次踏过的同一串脚印，不同队伍必须在广阔战场上衔接。

416年，晋军取得洛阳。有人提议杀掉所获后秦军人，檀道济却以伐罪吊民为由，释放四千余人。《通鉴》将此举同随后归附增多相连。把它放在广固的屠戮之后看，同属刘裕麾下的胜利，也可以有不同的战后处置。

出兵前，刘裕让世子刘义符名义上监留府事，真正总摄内外的是刘穆之。徐羡之为副，朱龄石等分掌宿卫。前线在各路推进，建康的政务、供给与朝廷关系，则需要有人不断接续。

417年，刘裕的舟师进入黄河，准备溯流西上。北魏面对一个难题：刘裕究竟只是借道攻秦，还是会登岸转而北攻？崔浩主张让他过去，避免替后秦承受进攻；其他人担心来路可疑，又提出秦魏婚姻关系。拓跋嗣最后仍派重兵到河北岸。

魏军骑兵沿岸随着晋军移动。晋军在南岸牵挽船只，风急水盛时，有人船漂到北岸，便遭截杀。晋军派人渡河，魏骑就退；等人回船，魏骑又来。对手没有把整条河封死，却不断使行军付出代价。

刘裕于是先让七百名士兵带一百辆车过河，在距水百余步处结成两端抱河的却月阵。阵成后举起白色标识，朱超石再率二千人、携百张大弩赶来增援，以车与盾护住阵线。魏骑见阵地已成，前来围攻，步兵便有了不必追逐骑兵的立足点。

《宋书》朱超石传与《通鉴》都写到弩射之外的近战：骑兵逼近，弩已不能完全控制局面，晋军又截短长槊，以锤击出，终于使魏兵溃退。具体杀伤数字带有史传战功叙述的色彩，但战术过程很清楚：车、盾、弩与步兵接续使用，水军又为渡河与背靠河岸的部署提供条件。

胜后仍有追击与反复，朱超石后来在蒲阪也曾失利。一次却月阵的获胜，不等于北魏从此退出所有关洛战事，更不能单凭刘裕先前得蜀，便断言这些弩一定来自蜀中匠人的诸葛连弩传统。

进入关中的战斗仍由不同方向推进。沈田子、傅弘之从武关而来，在青泥一带与姚泓亲率的军队相遇，趁对方营阵未定奋击取胜。王镇恶则请率水军从黄河转入渭水，沿水路直趋长安。

王镇恶所乘小舰将操舟者藏在舰内，秦人见船行而看不见划船的人，惊异不已。到渭桥，他命士兵吃完饭后持械上岸，不许拖延。人登岸后，船顺急流远去，士兵看着舟楫离开，眼前只剩长安方向的敌军。

《通鉴》记王镇恶以远离江南、舟粮已去激励众人，随后击败渭桥守军。姚泓来援，又被自家败兵冲乱，退回宫中；王镇恶从平朔门进入长安。417年八月，姚泓携家属群臣投降，后来同慕容超一样被送到建康处死。

九月，刘裕才来到长安。王镇恶的功劳使他格外显眼：他是前秦名相王猛之孙，又在攻城中居功甚大。故乡关系可以帮助将领进入当地社会，也会在其他人的疑心中变成另一种解释。胜利刚刚结束，留守将领之间的裂痕已经有了来由。

刘裕并不是攻下长安便立即想走。《宋书》说他有停驻长安、经略赵魏的打算，《通鉴》也记他原想继续经营西北。但将士久役思归；迁都洛阳的议论，又遭王仲德以行役已久等理由劝止。北伐的下一步，需要处理的不止地图上的空白。

417年十一月，刘穆之去世。这个留在建康的人，平日既总理朝政，又供给前方军旅。死讯使刘裕悲恸，也使后方事务的安排突然成为问题。他任徐羡之接掌留任，但原来由刘穆之决断的大事，仍须送到北方请示。

刘裕最终东归，留下十二岁的次子刘义真，以王修为长史、王镇恶为司马，沈田子、傅弘之等共同守关中。三秦父老前来挽留，史书让他们指着长安的陵墓与宫殿，追问为何得而复去。刘裕答以朝命，又说会留下儿子与文武人才。帝国旧都的意义，在这场挽留中有了具体的表达。

可是，诸将已经互不放心。沈田子等屡向刘裕说王镇恶不可尽信；《通鉴》又记刘裕私下用钟会、卫瓘的旧事安抚沈田子，认为众人足以制约一名将领。司马光批评这种做法：一面委任，一面鼓励彼此相防，等于把不信任也留在了关中。

赫连勃勃看到刘裕离开，便同王买德商议取关中。王买德主张先占青泥、上洛，东面截住潼关，将水陆出路逐步封住。夏军随即分路前进，关中的危险来自城外的进攻，也来自城内无法统一的指挥。

418年初，沈田子面对夏军退却，王镇恶责问为何拥兵不进。话传回去，使本来有嫌隙的两人更加猜忌。军中又传王镇恶要杀南来将领、独据关中。沈田子邀他议事，让宗人沈敬仁将他斩杀，还假称奉了刘裕的命令。

王修以沈田子擅杀将领为由，将其处死。这时局面还没有立刻崩溃，傅弘之仍曾击败夏军。但刘义真年少，赏赐左右无节，王修常加限制，左右怨恨，又编出一套说辞：沈田子杀反者王镇恶，王修反杀沈田子，可见王修也想反。刘义真听信，命左右杀了王修。

接连三次杀戮之后，留守府失去统摄。刘义真把外军收进长安，周边郡县陆续转向夏，城中樵采道路也被切断。故事不能只归成小孩子不懂事：任将时留下的猜疑、各人的功劳竞争、外敌的军事推进，都在这一年共同发生。

刘裕得知局面恶化，派朱龄石接替刘义真，命蒯恩去召他东归。给朱龄石的命令并不只有死守：先让刘义真轻装快速出关，如果关中实在守不住，也可以一同撤回。问题转为如何在夏军封锁加紧之前离开。

418年十一月，朱龄石抵达长安，刘义真的军队却沿途劫掠，携带大量财货与掳得的人口，车队缓慢前行。傅弘之劝丢下车辆轻装走，否则追骑将至，无法应付。劝告没有被采纳。夏军追上后，傅弘之、蒯恩等断后力战，最终在青泥大败，多名将领被俘。

刘义真在前面，趁天黑未被穷追，逃入草丛，与左右失散。段宏单骑沿路寻找、呼唤，刘义真辨认出声音，才出来相认，终于获救。这不是少年自己一路单骑冲回江南，而是有人在败军散尽之后仍回来找他。

朱龄石的结局在另一条线上。长安民众驱逐他，他焚宫殿、奔向潼关，后来到曹公垒投王敬先；弟弟朱超石也来相会。夏军切断水源，守军渴乏不能战，两兄弟被俘，送到长安处死。他没有因为赶去救刘义真而阵亡；这些先后相连的损失，发生在不同地点。

刘裕最初听说青泥大败，还不知道儿子是否活着，愤怒地要再度北伐。谢晦劝他士卒疲惫，郑鲜之又陈说征役、灾水、粮食与后方隐患。直到段宏的消息到来，确认刘义真脱险，刘裕才停下出兵的打算。《通鉴》以他登城北望、流泪作结。

所以，失去长安并不能写成他终于心安，决定只顾眼前土地。恢复与失守都牵动他的权力、声望与家人，只是再次出征需要的兵力与民力，已经不能凭愤怒重新凑齐。北方也远非只剩北魏一个对手，刚刚夺得关中的夏国本身就在证明这一点。

后来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用‘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追想刘裕。那是南宋词人的回望，抓住了南来军队进取中原的气势；广固城中的被杀者、青泥败军里的流离者，则使这段北伐还有另一面。读完城门如何打开，也须读到城门后来由谁守住、又由谁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