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蜀：刘裕的密函与朱龄石的外水

405年，益州刺史毛璩派军东下，军中有人不愿离开乡土。侯晖等人借机发动兵变，拥立谯纵，随后攻杀毛氏，夺取成都。这个政权常被称为谯蜀。谯纵本来也是晋朝的属官，蜀地的分离由一场地方军事冲突开始，并非刘裕北伐南燕之后才忽然出现。

谯纵后来向后秦姚兴称藩，图谋顺流东下，以讨刘裕为名，并请姚兴派桓谦来助。这给长江上游的局势增加了两层联系：蜀地可以同北方后秦往来，也可以接纳与刘裕敌对的桓氏人物。原本分散的对手，有了互相借力的可能。

所以，刘裕遣军入蜀确有消除上游威胁、重新控制巴蜀的意义。但‘凡是败给刘裕的人都会逃到这里’不是一条能从个别案例推出的定律。真正需要面对的，是成都已有自己的军队、守将与政治关系，晋军必须逐段打通道路才能抵达。

第一次由刘敬宣统率的进攻，发生在攻灭南燕以前。《宋书》记刘裕在407年上表遣刘敬宣率五千人伐蜀，408年这支队伍无功而返。刘敬宣是刘牢之之子，也是刘裕早年相交很深的将领；熟悉彼此，并不能缩短江峡与成都之间的距离。

出兵前，国子博士周祗曾写信反对。他列举路远、逆流、雨雪、疾病与粮运的风险，还指出谯纵既能立足，未必真如赞成出兵者所说的那样众叛亲离。刘裕没有接受。这封信让我们知道，后来出现的困难并不是事后才被人看见。

刘敬宣入峡后，也并非只走一条毫无掩护的道路。他派温祚率二千人扬言从外水进军，自己带主力经垫江向前，到达距成都尚远的黄虎。谯道福等据险抵抗，双方相持六十余日，交战十余次，晋军始终不能继续深入。

胜负最终不只由阵前杀伤决定。粮食用尽，军中出现疫病，《刘敬宣传》记死者过半，刘敬宣只得撤回。他因此免官、削封，刘裕也因用兵失利受到降号处分。第一次进攻的遗产，是对手记住了内水这条路，晋军也付出了不能用一句‘蜀道难’带过的代价。

到第二次大举进攻时，刘裕选择了朱龄石。有人觉得他资历不够，刘裕却把两万兵交给他，并让资位在他之上的臧熹听其指挥。统帅的名望可以不及前人，但指挥关系必须先立起来。

刘裕和朱龄石密议的关键，恰在第一次失败的路线上。他推断：敌人知道晋军上次从内水受阻，会料想这次改走外水；可是敌人又会进一步猜，刘裕要出其不意，最后仍会重走内水。若谯道福因此把重兵放在涪城，晋军真从内水而入，反而正好走进对方准备好的战场。

主力这次便真正走外水。为免军令提前传开，具体分兵方案另封成函，写明到白帝才可打开。到那里，众将才看到完整部署：大军从外水取成都，一路从中水趋广汉，再以老弱乘十余艘高大船只，向内水黄虎方向示形。

这不是全军凭空消失，也不是敌人直到成都门前才第一次看见晋军。它要做到的是让谯纵在判断主攻方向时，把最有力的守军留在另一条路上。谯纵果然让谯道福重兵守涪城，朱龄石因此争到了攻向成都的时间。

413年六月，朱龄石到达平模。《宋书》朱龄石传写作彭模。这里距成都仍有二百里，侯晖、谯诜率万余人在水两岸筑城防守。晋军并没有因为选对道路，就免去攻坚。

天气炎热，朱龄石起初想让军队休息，等待敌人露出破绽。刘锺反对：现在守军突然看见主力到来，心中尚未安定；若停下来相持，敌人摸清兵力，涪城的谯道福又赶来，两万晋军便可能再次遇到求战不得、粮食无继的困境。朱龄石接受了这个建议。

接下来还要决定先打哪一岸。诸将认为北城更险、兵更多，想先攻南城；朱龄石却判断，打下南城未必能动摇北城，集中力量拔掉北城，南城就难以独守。七月，晋军急攻北城，斩侯晖、谯诜，随后转兵，南城溃散。

晋军从这里舍舟步进，其他据点也相继瓦解。密函给出的路线，刘锺提出的时机，以及朱龄石选择的攻击重点，合在一起才打开了通往成都的道路。任何一个环节迟滞，先前争到的时间都可能被耗尽。

谯纵离开成都，先到祖墓辞别。他的女儿劝他，与其出逃受辱，不如死在先人墓旁。谯纵仍想寻找军队，转去投谯道福，得到的却是责骂。谯道福向他掷剑，剑中了马鞍；谯纵离开后自缢，首级随后被送往晋军。

谯道福还想再战，把金帛分给部下。兵士拿到赏赐，却四散离去。他最后也被捕，送到朱龄石军前处死。原来被指望守住蜀地的重兵，等到国主逃走、各处失守时，已不能再按将领的意愿聚合。

413年七月，朱龄石进入成都。史书记他诛杀谯纵同祖之亲，让其余居民安居复业。刘裕先前没有允许与毛氏有家仇关系的毛修之随军，也是担忧入蜀后的报复会迫使当地人死战。对地方居民怎样处置，本来就在用兵的考虑之中。

不过，开城等待晋军也未必就能保命。封存府库的尚书令马耽后来被迁往越巂，自觉不能免死而自杀，随后仍遭戮尸。《晋书》《通鉴》都保留了这件事。成都重新归入东晋，是这场战争的政治结果；抵抗者、投降者与普通居民的结局，却不能收进同一句凯旋的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