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籍上的名字：检籍与唐寓之起兵

南北双方都面对人口依附与赋役不均的问题。《通鉴》写北魏民众多荫附于豪强，名义上不服官役，实际向豪强缴纳的负担却可能超过公赋。未在国家掌握之中的人口，并不等于没有人向他们征取。

南齐所查的黄籍，则记录民户身份、年龄与应役情况。户口逃亡、年龄增减、疾病与服役资格，都可能影响征发。这里既有富强者隐匿，也有民众为减轻负担寻找出路；不能把每一种不实登记都归成同一类人的欺骗。

480年，朝廷把黄籍称为国家治理的大端。负责此事的虞玩之认为，必须找回较可信的旧册，才能知道眼前这些名字究竟变动了什么。

虞玩之指出，有些人冒称军功，取得免役身份；有人伪入仕流，也有人以僧道人身份逃避编户。他估计登记勋劳的人中，真正持兵作战者三分殆无一。这是奏议中的判断，并非逐户核实以后得出的全国比例。

还有人携带子女流移异地，地方官却没有及时编入户籍。随着这些人口从册中消失，仍然留在登记中的人就可能承担更重的征取。制度损失的是能够如实分派负担的基础。

奏议记载，扬州等九郡，从宋泰始三年到元徽四年的四次黄籍中，被退却的有七万一千余户；长期校正的数量又赶不上问题积累。这组数字有地区、年代和册次的限定，不能说成整个刘宋晚期全国查出的全部造假户。

检籍是审查登记；却籍是把有问题的户籍退回处理，两者不能直接当作同一个动作。虞玩之提出以宋元嘉二十七年的籍册作参照，允许民户自首纠正，并要求官长核验。这个方案既想找出伪冒，也承认旧账不能靠一轮突击便查清。

《南齐书》随后写出执行中相反的一面：有关官员限定每日查出多少“巧”，册中即使没有问题，也强行退却，以达到数额；旁边又有贿赂请托。于是，能不能通过，不再只由登记是否属实决定。

被判作巧伪的人还可能被发往淮上戍守。一张退回的册子，因而能改变一家人的生计与去留。白籍是晋以来侨户问题中的另一条制度线索，不能只凭后来“白贼”的称呼，就断定参加起兵的人全属白籍。

485年末，唐寓之起兵，攻取富阳；《通鉴》记三吴被却籍的人纷纷投奔，队伍达到三万人。到486年正月，他进入钱唐，称帝、立太子、置百官。永明三年是485年，不能写成480年；起兵与称帝也不是同一年的同一件事。

他的部众继续向外扩展，高道度攻东阳，杀太守萧崇之；另一路孙泓攻山阴，在浦阳江被汤休武击败。因此，钱唐、东阳的战果，不能合写成已经占领会稽。

朝廷调出宿卫兵数千、骑兵数百，击败唐寓之。起兵者很快失败，但朝廷也没有把回军的行为一概当作战功：陈天福因焚掠百姓被处死，刘明彻受免官削爵处分，并有人出面慰问地方，对被驱迫参加的人不再追究。

兵乱被平定，并不等于户籍纠纷就此消失。到了490年，朝廷面对民众怨恨，决定宋昇明以前有关旧籍重新注定，被发去戍守的人得以归还。追查旧账终于遇到一道时间界限。

这不是从此废除户籍审查。诏令同时强调，今后再犯仍要严处。调整的是把旧日登记反复翻检、不断追惩的做法，而不是承认谁都可以随意隐匿人口。

对照北魏，也不能说改革只是因为鲜卑统治者不懂旧制度，便轻松推行成功。《通鉴》保存了均田、三长等安排提出时的讨论与阻力。南北都要处理豪强依附、国家征取和民户负担，具体措施与执行条件不同，不能仅用统治者族属解释成败。

唐寓之的失败，说明他的军队未能抵挡朝廷调出的兵力，却不能反过来证明每一个被却籍的人都确实造假。虞玩之所揭出的伪冒也真实存在，改革不能因为执行失当，就被简化成全无必要。

同样，评价北魏冯太后或齐武帝，也不能只看哪一方赢得一次冲突。更有分量的问题是：政策是否让负担重新分配，地方官能否被约束，受误伤的人有没有得到纠正。南齐自己的史书保存了强退籍册与准许归戍者返家的两面，正好让这些问题有处落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