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路伐夏：打进去了，粮食却跟不上

1081年，秉常被囚的消息传到宋廷，种谔甚至误报他已经遇弑。神宗决定大举出师。王中正带六万人从河东出发，种谔领九万三千人从鄜延入境，高遵裕带八万七千人走环庆，刘昌祚带五万人走泾原；李宪从熙河进兵，另有董毡的蕃军配合。五路不是五支已经聚在一处的部队，各有路程、目标、粮道。

把胜败全归于两个宦官，也会错过事情的关键。李宪这一路击破阻兵，焚毁夏方天都山南牟会一带宫殿，推进兰州并经营城防。种谔在米脂击败援军，刘昌祚也在磨脐隘等地取胜。攻势初起，西夏并没有轻松把几十万宋军耍在掌心。

梁太后向辽求援，未得到一支真正进入战场的救军。她最终依靠本国的军队和地形：宋军可以赢某一场战斗，却还需要让不同道路上的胜利，变成同一时间、同一方向的合围。

夏方老将建议，不在国境上硬挡全部宋军，把精兵集中在兴、灵一带要害，让各地坚壁清野，再遣轻骑切断粮道。人、牲畜和粮食移走以后，空下来的城寨可以交给进攻者；攻城的胜利，未必能填饱第二天的肚子。迁走自己的百姓也要付出代价，这不是一种没有损失的妙计。

但这场战争不能写成“每城留几百降兵，专门吃光宋粮”的整齐剧本。米脂守军在野战失利、宋军逼城之后投降，宋将还以鼓吹、文锦安抚；种谔从被俘夏官处问得粮窖所在，刘昌祚攻鸣沙也取得仓谷。有真打、有真降，也有实际取得粮食，后来的饥饿不能反推此前一切都是骗局。

粮食真正危险的地方，在仓库与行军队列之间。运粮队在鸣沙一带遭截击，王中正从湿沙地带辗转抵宥州，又在奈王井等处粮尽；种谔遇雪，官军与役夫缺食而退。李稷督运时甚至断逃役者脚筋，残酷地处罚人，也没有使所有粮车如期抵达。

刘昌祚先到灵州，前锋已经逼近城门。高遵裕顾忌他先取得破城之功，命他不要继续，自己到来以后又接管兵权。等待并没有换来更齐整的攻城器具：高遵裕所部缺器械，只得取细木制作，围城拖到了十八日。

夏军援兵来到，城内外的抵抗连成一片。西夏又决七级渠，使水灌入宋营，粮路不通，寒冷与洪水一起逼迫围城者撤走。刘昌祚殿后，持剑等待落后的部队渡河；退到韦州，夏骑又追来，不是从灵州转身就能平安回家。

高、刘争功，是材料能够落实的指挥冲突；其余各路则有雪、沙、缺粮和距离的问题。这一役的失败来自不同瓶颈互相叠加，不能把五路都编成同一对将帅争吵、同一套诈降戏法。

1082年，进攻的希望转到筑城。沈括想以横山为屏障，提出利用古乌延地势，徐禧最终选永乐城，位置在银、夏、宥之间。争论集中在很朴素的一点：这座依山的新城没有可靠的城内水源。种谔反对，高永亨也警告城小无水，徐禧却把反对视为阻挠。

新城很快筑成，先由曲珍带约一万人防守。夏军大举来攻，史书称其号三十万；徐禧率七万援军出迎。这两个数字不能相加变成一开始就在城中的八万守军，更不能再把所有施工役夫当作战兵。

铁鹞子渡水时，曲珍请求趁其半渡击之，高永能也劝趁敌未列阵先攻。徐禧坚持等敌成阵。等来的不是按礼让出的机会，夏军冲破宋军前列，败兵挤向登城窄道，弃下军马与器械。守水寨的部队也退入城，夏军便占了水源。

城里掘井，始终未得足够的水；沈括等援军与运粮队被隔在外面。议和、交换俘虏不能解渴，粮食也不再接得上。李稷所管的金银钞帛仍很丰厚，高永能劝他拿出来招募敢冲阵的死士，他没有接受。能够赏人的财物，在最后关头也没有换到一条出路。

高永能已经七十岁，孙辈劝他趁间道逃走。他拒绝了，换上一名士卒的破衣，持兵器与敌人接战而死。这个曾在米脂立功、又一再提出可行意见的老将，最后没有死在自己的计划里，而是死在自己无法改变的决定之后。

戊戌夜，大雨中永乐城陷。徐禧、李稷、李舜举等死，曲珍等少数将领逃出。神宗听报哭泣，不能进食。史书把士卒与役夫合计成极大的伤亡数字，范围和估数不能当成逐名清册；可以确定的是，筑城、运粮与守城的人一起承担了失败。

西夏也不是赢得毫无损伤。连续动员、清野和围城耗尽民力，国内的怨望并未因为宋军败退而消失。1083年宋廷收到秉常重新处理国政的消息，夏使再次请求归还土地，双方恢复礼物与往来。这是复位的外部凭据；不能只凭一句“民怨太大”，替所有掌权者写出同一种动机。

1085年二月梁乙埋死，儿子梁乙逋承接国相，世袭的家相安排延续下去；十月，老梁太后死。乙埋是否被反间杀害，材料有争议，并不是已经坐实的结局。秉常站回了国主的位置，却没有清空舅家在军队与政务中的网络。

1086年七月，秉常去世，年二十六，三岁的乾顺继位。史书以忧愤解释他的死亡，可以呈现他长期受制的处境，却不能在千年后下一个现代抑郁症的诊断。母后摄政、外戚为相、幼主继位的组合，又出现在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