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昊：造一个自己的朝廷

少年元昊喜欢穿绯衣，戴黑冠，佩弓箭，出行常带百余骑。《宋史》说他通蕃、汉文字，案头常放法律书，随身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这幅形象里，骑射、兵法与文书并不相斥：他既能带兵，也准备亲自决定如何治理带兵的人。

父亲德明曾因献马所得不合心意，打算杀经办者。吴广成《西夏书事》记下元昊的劝阻：拿马换不急需的东西，已经不是好办法；再杀办事的人，以后便没人肯替自己做事。他的出发点很强硬，却看得见把所有失望都归罪属下，会损害自己的力量。

另一则画像掌故更有意味。《西夏书事》引沈括《笔谈》，说宋将曹玮闻元昊常去互市，想一见而未能，遂使人绘其像。看后赞为“真英物也”，随即料到边患将由此人而起。那不是一位将军单纯欣赏容貌，而是隔着画像辨认未来的对手。

1032年德明死，元昊继位。此前攻取甘州等地的战功，使他已经不是只靠血统等待继承的王子。宋廷授他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辽在当年冬又册为夏国王。宋、辽各有一份册书，元昊则要把两份承认都变成自己的资源。

宋使杨告、朱允中到来时，他故意迟迟不迎，接见时又遥立，需屡次催促才上前受诏，及拜起便顾左右说先王曾犯“大错”。这仍是一场受册仪式，却被他演成了对既有臣属礼节的公开试探。富弼后来也记宋使来时暂着臣服、送出后又换帝者仪仗，恭顺与自立往往只隔一道门。

宋用明道年号，元昊另用显道，并以避父亲德明之名解释。继位、改元、受册与建帝号不是同一天发生的事。一个仍接受外部官爵的政权，已经开始让自己的文书拥有另一套时间。

元昊向河湟进兵，面对的是唃厮啰及其将领。《宋史》记他先遣苏奴儿进攻，兵败，苏奴儿被俘；自己又围猫牛城，月余不下，便提出讲和。城门为和议打开，夏兵乘机杀入。这座在材料中也写作牦牛的城，留下的不是一次堂堂正正的胜利。

野战也没有一直顺利。安子罗截断夏军退路，两军长期鏖战；《西夏书事》另叙归军半渡宗哥河时遭决水冲击，以及唃厮啰把浅水标志移到深处，使败退者循旗渡河而溺死的计策。山地、水道和粮食都能让重兵失去优势。

元昊此后取河西诸州，又攻兰州附近诸族、筑瓦川城，试图隔断西蕃与宋的联络。可唃厮啰仍是独立的强邻，后来还能出兵攻凉州。河西扩张和河湟征服不能画上等号；建国之前，元昊的西面并未变成一个毫无后患的后院。

元昊自号嵬名吾祖，重新安排自己的姓氏和君主称号。他在对宋表文中又声称祖先出于北魏帝胄，把唐宋赐姓背后的从属关系，换成更久远的帝王谱系。到1043年议和时，文书中才又出现曩霄之名。改姓、称号、改名可以互相配合，却不是一次宣布就把后来所有名称全部定下。

1033年的髡发令更直接：元昊先剃发，再限所属蕃众三日照做，不遵者可以被诛杀，并令重环垂耳。身体本身成为效忠的标志。衣服也按身份区分，文臣幞头、靴、笏，紫绯衣；武臣有自己的冠服、束带和弓刀；平民则用青绿。

德明迁居的兴州，在元昊手中升为兴庆府，扩建宫城。名字、发式、衣色和城中朝会共同提醒臣民：他们进入的是一个自行制定秩序的朝廷。

朝廷设中书、枢密、三司等机构，也保留宁令、谟宁令等蕃官称谓。《宋史》说中书令、宰相、枢密使等官“皆分命蕃汉人为之”。元昊既借唐宋官制处理越来越复杂的财赋军政，也不肯让所有君臣关系都由中原范式定义。

《西夏书事》记他向野利仁荣强调本地习俗以忠实和战斗为先，裁九拜为三拜，并改变音乐制度；后来常参、起居也有自己的日期，由蕃宰相押班，对站立、执笏和趋拜失仪者仍罚。简化不等于没有规矩，反而要人人按新规矩做。

称帝时送给宋的表文把文字、衣冠、礼乐、器用逐一列出。这些安排既在内部约束臣民，也向外说明：这个政权已经具备自己主张帝号的全部形式。

新文字看上去方整、笔画繁密，体势又能让读惯汉字的人觉得似曾相识。元昊命野利仁荣推演蕃书，成书十二卷，教国人用以记事。随后建立蕃学，选蕃汉官僚子弟学习，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考核书写与理解后授官。文字由政治宣言进入学校和日常事务。

蕃字、汉字二院分理对外文书：致宋表奏仍需汉字，对西蕃、回鹘等地则使用国字及相应文字。能写自己的字，并不妨碍继续翻译别人的经典。一个政权同时强调差别、吸收知识，两件事在这里并行。

这些字也比王朝活得长。西夏灭亡后仍有人使用，河北保定有1502年的西夏文经幢。后来《番汉合时掌中珠》等双语资料帮助学者重新释读。研究者通过字书、反切与对音研究形、音、义，不能简单说每一个西夏字恰好对应一个汉字，也不能把古音研究说成完全无从进行。

元昊身边有三千精锐骑兵，善马重甲，分作十部。战时先由铁骑冲击，步兵再随骑推进。五千豪族中善弓马者轮番担任六班直，宿卫并领米；另有擒生军。各军用途不同，不能把所有人都想成只会远射的骑手。

投石手只有二百，号泼喜。《宋史》说旋风砲装在骆驼鞍上，投出拳头大的石块。这是投石器，不是火炮。勇敢的汉人又被用为前军，号撞令郎；无专长或怯弱者则可能迁到河外耕作、或守肃州。俘获人口既影响兵力，也影响耕作与守备，战场和后方连在一起。

军队背后还有负赡者，承担杂役，正军带马骆驼和装备，各监军司统领边境。史书的大总数与精锐实际出兵数并非同一口径。能集合多少人、让多少人吃上粮，和某一役能投入多少战兵，是三个不同的问题。

1038年十月，元昊筑坛称帝，建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称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他又追尊继迁、德明，将祖父与父亲置入帝王谱系。新帝要说明的不是自己突然拥有一块土地，而是这个家族已经有资格传承一个国家。

向宋告知帝号的表文仍以“臣”开头，却请求宋承认他在西郊称帝。文字的恭敬和名号的冲突放在同一张纸上。宋廷随后削夺官爵、禁止互市，募人捕杀元昊。礼制的分歧终于变成边境上真实的代价。

张元、吴昊来自宋境，进入夏国后得到重用。关于相识过程，《西夏书事》保存一则投效故事：两人饮酒，在墙上留下“张元、吴昊饮此”，因此犯了元昊名讳，被巡者拘去。元昊责他们不懂避讳，他们却答，姓的问题还没理会，怎么先理会名字？

这句话直指元昊仍用中原赐姓的尴尬，既大胆，也切合新朝廷想摆脱旧名义的心事。辑史说他因而惊异，释放并逐渐重用二人。另一首归于张元的鹰诗有“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云头上飞”，后来讲述者借这种昂扬诗语描写他的野心。诗与掌故能够留下人物气质，也不能替代对其实际谋划的判断。

宋曾厚给其家米钱，并任用亲属，试图招回二人；招诱无效，又把家人羁置随州等地。张、吴后来潜遣谍者伪造宋诏，把随州家属接走。《西夏书事》说夏境用车马和音乐迎接。改变国界的不仅是士人的选择，还有被两边朝廷拿来施压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