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时，王位也会换人

段思平死后，段思英继位不久便失位。《增订南诏野史》正文写叔父思良争位，废思英为僧；旁注又收思英淫戏、群臣废立的版本。《滇载记》却写思英很快死去。不能把这些异述压成确定的暴君因贪玩被众人处死，更不能把这次出家说成无争无迫的自愿退位。

思良、思聪、素顺等王相继执政。地方书又记素廉之后的素隆、素真避位为僧。每一位君主的前因并不相同，材料有的详细、有的极简；史书少写某人的作为，不等于他实际什么都没有做。

出家在大理王统中确实反复出现，但并非每个王都出家，也不能保证每次都是个人信仰高于政治。被废的王、主动避位的王与遇弑的王需要分别看待。后世小说中的天龙寺、方丈与武学身份，则属于另一层人物塑造。

地方书讲，王全斌平蜀后请求进取云南，宋太祖鉴于唐代南诏战争的代价，以玉斧在地图上划过大渡河，表示不继续向南用兵。故事中的动作发生在地图前，不是皇帝亲临河边划出一条线。

这段传统传达了宋廷避免扩大西南战事的解释，却不能推出宋与大理三百年不通。《宋史》明载大理贡使、册命和贸易交涉。不继续征服与不发生联系，是两件不同的事。

地方史记素英曾述《传灯录》，给这位君主留下了佛教文字活动的形象。到了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中观察到：僧人有妻子儿女，教童读佛书，少数也知六经，官员选用与这种教育相关。

这不是“先出家、再参加统一科举”的完整制度证明。寺院、僧人、文字学习与官员培养互相联系，并不要求每个候选人先成和尚；儒佛并用也不是一条先后必然相同的课程流程。

王族礼佛与僧人教育可以解释宗教在大理生活中的重量。至于某位王为何退位、是不是所有君主共同选择清修，则仍需要回到各人条目。宗教是一种政治和社会资源，不应被写成每一次权力变动的唯一原因。

《增订南诏野史》写素兴在东京扩建宫室，植黄花于春登堤，名“绕道金棱”；植白花于云津桥，名“萦城银棱”。春日他挟妓载酒，从玉案三泉行九曲流觞，宾客斗草簪花，昼夜宴游。

书中把素馨之名联系到素兴的喜爱，又写有花遇歌便开、有草遇舞而动，自己称之为花草之妖。这些命名和感应不能确认为植物学事实，却能看见地方作者如何把美丽园苑讲成君主失德的征兆。

1044年，地方史记国人废素兴，立思廉。园苑叙述与被废结局相连，形成强烈的道德评判；它没有说素兴已经被暗杀。帝位被夺、性命被夺，不能凭推断混成同一件事。

段思廉立后，高智升逐渐取得更重的地位。《增订南诏野史》写1063年思廉命他讨杨允贤，胜后加太保、封德侯，赐白崖茹甸，后来晋为鄯阐侯，许子孙世袭。军功转为职位、领地和可继承的政治资本。

侬智高败走的故事，也被放进思廉时代。《宋史·狄青传》记1053年宋军越昆仑关，归仁铺决战获胜；有人把穿金龙衣的尸体认作侬智高，狄青拒绝据此报功，因为还不能排除伪装。

晚出地方书对侬智高后来在大理的结局各有写法：胡蔚本说思廉杀之送首，《滇载记》说狄青募人求索时侬已死，遂函首北送。它们不足以支持狄青本人到大理边境索人的戏剧场面。可以看见宋与大理之间的政治消息在流通，具体死亡经过仍需保留异述。

1075年，思廉禅位为僧，廉义继立。高氏已不只是一位君主可随意替换的私人助手；下一轮弑君与平乱，将把这种力量推得更远。

开国故事中，董迦罗与高方已一同站在段思平身边。《增订南诏野史》记，938年董迦罗受封相国，高方受封岳侯，并获得分治之地。高氏并不是等董氏退场之后才从历史中冒出来；两姓都与开国的军事联盟和封赏有关。

但这部地方书的段思聪条只记继位、改元与去世，《滇载记》也没有讲出思聪朝董高争权的过程。能够具体追踪的高氏进阶，是稍后的段思廉命高智升平乱，继而授官、赐地、许子孙世袭。把数代人的变化浓缩成一场已经知道内情的门阀决战，会越过材料留下的边界。

思聪在位时北宋建立，双方后来确有联系；《宋史·大理传》明确列出的入贡在1076年，地方书也记段廉义遣使。这样的记载可以证明往来，却不能倒填一封思聪写给宋太祖、请求互助的具体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