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扶王到杀王，四十余年

寻阁劝去世后，劝龙晟继位。《新唐书》称他淫肆不道，816年弄栋节度使王嵯巅将他杀死，立其弟劝利。劝利以厚赏回报，赐王嵯巅蒙姓，封“大容”；容是兄的称呼，一个臣子借此取得了不同寻常的政治位置。

地方史继续讲述：劝利一度罢去王的官职，令他受佛戒，号信三宝，后来又重新任为清平官。这不是退出政治生活的终点。丰祐继位后，王嵯巅仍握重兵，成为南诏对外作战的关键人物。

唐书只说丰祐骁勇、善用臣下，地方史则将劝龙晟、劝利、丰祐的即位写成接连出现的幼主。这些年龄与纪年不能无条件拼成一张无误年表；可以确认的是，一次弑君并没有使王嵯巅丧失职位，反而使他的权力延续了数十年。

《增订南诏野史》写，劝龙晟铸三尊金佛送佛顶峰寺，共用金三千两。同条另叙南诏进攻嘉定州，来军看见遍山神兵，神将执长斧、坐三鬼之上，声音如雷，南诏军惊溃；书中将此归给嘉定的飞天神庙。

金佛供奉与嘉定护城神，是这部地方书里并列的两段宗教叙述。击退的是进攻嘉定的南诏兵，不能把方向反过来，写成南诏三尊金佛护国退敌；金子的用量也只是文本中的数字，尚不足以当作实物称量。

829年，西川节度使杜元颖治理失当，边防松弛。《通鉴》写他削减军士衣粮，边卒入南诏境钞盗，南诏又资以衣食，因而掌握蜀中虚实。王嵯巅率军突袭邛、戎、巂三州，继而进入成都西部外城，停留十日。《新唐书》说军队慰劳居民、买卖不扰，撤退时却掳走男女与工匠数万人。短暂的市井秩序，没有保护这些人免于被迫离乡。

东川同样遭到进攻，南诏兵进入梓州西郭。郭钊兵少不能迎战，以书信责问王嵯巅；王回称出兵是报复杜元颖，双方修好后南诏退兵。郭钊随后至成都，约定不相侵扰。退军除了双方实力，也包含交涉，没有必要把它改成一场郭钊已大获全胜的战役。

唐救兵追击，王嵯巅亲自殿后。到了大渡河，他让被俘者向故国哭别。《新唐书》写赴水死者“十三”，表示十分之三；《资治通鉴》则写以千计。不能把两种统计拼成现代精确数字，更不能由后来归还四千人反推其余俘虏全死。

南诏从这次掳掠获得工艺与织造人才，技术传播和强制迁徙是同一事件的两面。评价将帅时，不能只以夺城和发展生产记功，也要看被夺走的生活。

李德裕接掌西川后整顿边防。地方史写他建筹边楼，将南诏、吐蕃的山川道路绘在楼中，向熟悉边地者询问。地图不是装饰：哪些道路可以进军、哪些堡寨可以驻守、粮食要何时运过易生瘴疠的地方，必须连在一起筹划。

书中记他组织乡兵、修复据点、提前运粮，又写831年南诏归还四千人。归还是一次具体交涉的结果，不能把它讲成唐军已经征服南诏，或成都被掳者已经全数回家。

同一部地方史还留下会昌年间疏水、灌田、修城等建设记录，并具体提到晟君主持渠工。南诏的经营当然不止战争，但也不能把每一条公共工程都算成王嵯巅亲手设计。五华楼在这些地方记忆中是王廷与四方来客相遇的场所，其夸大的尺寸不作为已核建筑数据。

丰祐晚年，南诏在安南、骠地等方向继续作战。《增订南诏野史》将救缅交给段宗牓，并在世隆身世中写入感龙而生、七岁掌纹“通番打汉”的神异。救缅抗狮子国这段传统，不能证明王嵯巅亲率军队跨海征服今天的斯里兰卡。

地方史写，859年世隆继位后，段宗牓救缅归来，以缅甸酬赠金佛为由写信，请王嵯巅亲迎。王到场拜佛，被突斩于佛前，段宗牓借此追究他旧日弑劝龙晟的罪，又镕佛得金数千两。佛像在这里成为诱杀权臣的物件；书中没有把它明确认作早年供佛顶峰的同三尊金佛。

王嵯巅没有把自己换到王位上，仍长期左右王廷；这既可以被解读为扶王，也可以被解读为控制君主。他的军功、建设、杀君与掳民必须放在一起。南诏对外扩张带来的兵力和财力消耗，也不会因一位能臣在朝就自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