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纸衣遗命到高平军阵

郭威即位后，停止一些珍异贡奉，改后汉盗一钱即死的严法，去除耗赋积弊。他又罢营田务，让户口归州县，田庐、耕牛、农具赐为永业，免其原有租和牛课。旧牛早已死而课仍追收几十年的荒唐账，终于可以停下。

这一处置增加民户三万余。利民与国家收入可以相通，靠的是让人重新有田可种，而非把府库空虚转成临时搜括。954年临终，郭威命用纸衣、瓦棺，勿置金玉，营陵工人和雇，不许烦扰百姓。节俭由皇帝自身开始，才与他对农户的措施相接。

柴荣是郭威妻柴氏的侄子，幼时进入郭家，随姑父成长。郭威本有儿子，却在后汉宫廷屠杀中失去近亲，继位安排因此落到柴荣身上。

954年新帝即位，刘知远的弟弟、北汉主刘崇借契丹兵南下。柴荣决定亲征，冯道则以道路险远、对手兵强劝阻。柴荣援唐太宗的武功作比，又以大山压卵比敌，冯道反问他是否有太宗之才、是否真为大山。一个自信的新君与一个熟知政权倾覆的老臣，争论的都是这个新朝能承受多大风险。

宋人陶岳《五代史补》保留了柴荣青年时与邺中商人颉跌氏往江陵贩茶的故事：卜者预言他有帝王命，旅舍饮酒时，商人所求却只是日后掌管京洛税院，因为收税所得胜过奔走经商。笔记说柴荣即位后兑现了这个许诺。茶路和税院的反差让故事有了生活气息，但不能据此再断言他在游历中调查了所有民间疾苦。

同书又记柴荣向精于术数的王朴问自己能有多少年，王朴说三十年以后便不知。柴荣于是设想先用十年开拓天下，再用十年养百姓，最后用十年致太平。陶岳继而把实际在位五年余与六个月牵合为“五六三十”，给问答加上命数解释。这是笔记中保存的抱负与预言故事，不能把算术附会当作寿命预测的证据。

高平交战时，樊爱能、何徽先带骑兵退走，右军溃散，步卒有人解甲投降；逃走骑兵又沿途宣称官军败绩、余众已降虏。柴荣亲冒矢石，赵匡胤与张永德分别组织精骑进击，两翼各以二千人作战，李重进也在阵中奋战。局部溃败没有传成全军败退，周军反而转向压迫北汉军。

北汉与契丹将领对交战意见不合，契丹没有立即投入全部兵力。刘词所领后军赶到后继续追击，北汉大溃。刘崇率百余骑逃回，并非一个人独骑走脱。追兵一度直逼太原；但太原城坚，契丹援至，史彦超战死，周军最终撤围。高平救下了新朝，却没有一次解决河东。

战后柴荣责问：主将在阵前陷危，逃走的将领到底有何功可赦？樊爱能、何徽及部下军使等七十余人被诛。赵匡胤等获升赏。军法在这里极其严酷，却确实改变了禁军将领把退走当作无代价选择的旧习。

柴荣认为旧军有老弱者充数，下令大简诸军，去弱留强，又招募天下壮士，命赵匡胤选择精锐为殿前诸班。军队不只靠一次临阵鼓勇，还要让兵员、操练、军法和赏功持续对应。

王朴《平边策》把财用、人才与战争相接：先充国用、进贤才，攻取则从江淮开始，南方既平，再图燕地，河东留到最后。这不是一年横扫诸国的口号，而是要以可供给的军队逐步改变强弱。

高平胜利之后是否应当先与辽谈判，再向南用兵？这是可以讨论的战略问题，却不是已经发生的会谈。作为编辑推演，一次胜仗可能提高谈判筹码，但不能保证对方接受条件，也不能替代北边的守备。王朴留下的实际建议，是先充财用、集人才，再从较易的江淮打开局面；与一种设想相比，朝廷真正选择了什么，更需要有文字和行动可循。

955年，朝廷保留有敕额寺院，废无额寺院，禁私度僧尼，又规定出家需满足年龄与家属许可等条件。《通鉴》记废寺三万零三百三十六、存二千六百九十四；《新五代史》所记废寺数则为三千三百三十六，两书数字不同，不能悄悄合成一个确定总数。

钱币所需铜料紧缺，朝廷限五十日交铜佛像和民间铜器，官给其价；军器、法物、钟磬等列有例外。限后隐匿五斤以上者处死。柴荣以佛为利益众生解释铸钱，可以理解其政策目标；严厉收缴和死刑则同样是这项政策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