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的救兵，变成继位的难题

937年，范延光在魏州聚兵，孙锐、冯晖又逼促他举事。被派去讨他的张从宾反与之同叛，夺河阳、洛阳，杀石敬瑭二子。桑维翰镇定处置，杜重威等平张从宾，魏州围困一年多后，范延光才接受不死之誓出降。后来杨光远贪其财，令儿子逼他上浮桥、推入河中，皇帝畏杨势强，不敢追究。

940年安州李金全拒调，内因是亲吏胡汉筠侵财杀人，又伪传朝廷将追罪。李金全向南唐求援，马全节、安审晖在安州、黄花谷和云梦击败接应军。942年，围襄州逾年的官军，在王清、刘词先登之后破城，安从进举族自焚。建国后的几次叛乱各有起因，不能只说所有人看石敬瑭成功便照着造反。

王清在襄州督促早攻，后来又在后晋最后的滹沱河战场力战而死。桑维翰帮助建国，也在亡国前求见进言。这些行动表明，后晋确有愿意尽力的臣将；对石敬瑭的人格吸引力，可以作这样的推测，却不能由臣下忠死直接证成他的全部决策。

942年六月，石敬瑭病逝于保昌殿，享年五十一岁。一个靠外援站住的皇帝，既需应付强镇，又必须维持与契丹的关系，最后连继承安排也没有按自己的意愿落实。

病中，石敬瑭令幼子重睿出拜冯道，又让宦者把孩子抱入冯道怀里。《通鉴》认为其意是托冯道辅立。皇帝死后，冯道却与景延广商议国家多难，应立年长者，拥立齐王石重贵。

石重贵是敬瑭兄敬儒之子，由叔父养育为子，也有军镇经历。景延广以拥立为功，开始掌权。晋高祖病重原召刘知远入辅，齐王将召命搁置，河东与新朝廷的隔阂也从继位时留下。

景延广主张，新帝可向耶律德光称孙，却不必称臣；个人辈分可以继续，朝廷却试图摆脱原先的臣属关系。契丹将这视为更改既定约束，要求说明，新朝廷仍以强硬言辞回应。

景延广甚至把“十万横磨剑”的威胁写给契丹使者：新帝是中原自行册立，可以称孙，不能称臣，若要作战便来。他要求属吏写下话，使者将纸藏在衣领中带回。外交裂痕从礼仪争论变成了一份能够当面追责的书面挑衅。

这种转向关乎自主，却必须准备承受军费与战争。后晋并非没有能战的将领，问题是军事、粮食和朝廷统筹能否撑住连续的大规模冲突。用一句勇敢或一句莽撞替石重贵定性，都不足以说明随后三年的胜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