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退侍卫以后，谁能出主意

李从珂即位后，仍要面对石敬瑭这样的强镇，也要借助原朝廷留下的官僚。935年，他责卢文纪等缺少谋划与规劝。宰相解释，五日一次的起居与文武两班同行，皇帝身旁侍卫满列，纵有意见也不敢尽说。

卢文纪请求仿唐代延英殿制度，奏议追述肃宗上元以后在长安东内设殿：皇帝或宰相有机密事项，可随时召对，只留机要臣在侧。李从珂答复，平常事务可在百官退后独奏；若涉及秘密，可另日递榜，他会在便殿屏退侍臣相待，何必拘守“延英”之名。门可以关上，侍卫可以退去，是否有可实行的建议，仍是另一回事。

935年三月，太常丞史在德上书，批武士不懂计策，败则弃甲、穷则背军；批文士缺艺能、问谋杜口、写文章还要请人代作。他请各部大将逐人考试武艺长短、权谋深浅：下位有将才者拔为大将，上位无将略者移到下军。文臣则由皇帝出策题、宰相当面考试，下位有大才者升高位，高位无才者降下僚。

重建考核并不等于一句话就能找到贤人。战乱中，士人迁徙、军镇自行任用，升迁与兵权、亲属、旧恩相连。史在德提出的是打破循资与朋党保护的方向，而不是已经实施并奏效的一套选拔制度。

卢文纪等见奏不悦，官员多愤愤不平；刘涛、杨昭俭请求公布奏疏、分辨是否可施行，中书也驳其文字错误、比类僭差、改人名及犯庙讳。《通鉴》概括为诸臣请加罪。李从珂认为措辞太凶，却告诉学士马胤孙，自己新临天下应开言路，朝士因言获罪，日后谁还敢说话。

他命马胤孙草诏，以魏徵请求奖赏批评唐太宗的皇甫德参作对照，认为史在德意在尽言，不能责罚。一个靠兵变进宫的皇帝，在这件事上选择保护刺耳的奏议；这不替后来的财政与军事失败开脱，却给人物留下不能被一笔抹去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