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合陂：归途上的败军与被杀的降卒

拓跋珪复国之初，慕容垂的后燕曾两次出兵相助，先击退窟咄，再打败刘显。后燕在384年建立，北魏在386年兴起；两年的先后之外，更大的差别在于实力。一个已有善战的将领、军队和中原城邑，一个还在聚拢旧部、反复争取首领的归附。

几年之后，拓跋珪在代北接连征战，部众与牲畜日益增多。后燕也没有停在原地：慕容垂仍在攻取城池，后来灭掉西燕，又向青、兖一带扩张。两个政权都在增长，也开始同时插手同一批首领的事务。旧日援助留下的交情，不能自动决定今后谁应听谁的话。

后燕不是拓跋珪周围唯一的力量，北魏也不是只能立即与燕决战。贺兰诸部、后秦、西燕仍能影响双方的选择。关系破裂有具体的来路：首先是共同干预的一场内争，随后是一个没有获准回家的使臣。

391年，贺讷与弟弟贺染干相互攻伐。拓跋珪把战事告知慕容垂，请求发兵，并表示愿意引导燕军。慕容垂派慕容麟攻贺讷，兰汗攻贺染干。《资治通鉴》记，贺讷战败被擒后，慕容垂把部落还给贺讷，将贺染干迁往中山。兄弟二人因此受到不同处置，燕魏也都更深地介入了贺兰部。

慕容麟在这一阶段建议把拓跋珪召到燕廷，让他的弟弟监理魏国事务，慕容垂没有接受。随后，拓跋觚出使后燕，又发生了扣留使者、索取名马的争端。这是另一件事，留在燕国的人也换成了拓跋珪的弟弟。《魏书》把遣觚列在390年，把扣留列在391年；《资治通鉴》在391年连叙觚来见与被留。两书都把名马之争与此后的断交联系起来。

《资治通鉴》说慕容垂年老，儿子们逐渐用事，留住拓跋觚向魏索马。拓跋珪不肯交出所求，停止与后燕往来，并派张衮联络西燕。弟弟落在对方手里，并没有换来屈从，原来的盟友反而转向了燕国内战中的另一方。

拓跋觚曾经逃走，又被慕容宝追获。书中仍记慕容垂待他如初。礼遇和扣留可以同时存在：他在燕廷未必每天受辱，却已失去自由归国的权利。这场外交争端留下的不是一句争气的豪言，而是一个长期回不了家的人。

北魏与西燕的联系，很快遇到了一次考验。慕容垂要消灭慕容永，结束两个燕国并存的局面。将领担心连续出征使士卒疲惫，他却采纳慕容德的意见，认为应在自己尚能主持战争时除去这个敌手。年老没有使他放弃扩张，反而使继承之后的隐患成为出兵的理由。

394年，后燕围攻西燕都城长子。慕容永向东晋和北魏求援，拓跋珪遣陈留公元虔与庾岳率军向秀容推进。《资治通鉴》记为五万人。援军尚未抵达，长子城已经失守，慕容永及一批公卿被杀，西燕灭亡。

这次救援没有保存盟友。后燕取得西燕的城邑和人口，北魏则失去了一支可以共同牵制慕容垂的力量。燕魏冲突因此更为直接，但周围仍有东晋、后秦与诸部，不是整片北方只剩下两国。接下来怎样用兵，仍然需要双方各自作出决定。

395年，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与慕容农、慕容麟等率八万人伐魏，又令慕容德、慕容绍率步骑一万八千人后继。这是史书分列的两支兵力，其中后继明载有步兵与骑兵，并非九万八千骑同时列阵北上。

出兵之前，高湖曾劝阻。他提起索马、扣弟，认为燕方在交往中理亏，又提醒魏国已经强盛，不应轻视。慕容垂发怒，免去他的官职。至少在史书保存的这场争论里，燕廷不是无人看见风险，最后的决定仍是进军。

拓跋珪采纳张衮示弱诱敌的建议，将部众与牲畜迁往河西，拉开与燕军的距离。燕军沿途招降魏的别部，收取田间粮食，在黑城造船，准备渡河。魏军的退让有战争意图，却也确实把部众、田地与收成置于燕军面前；风险没有因为这是一条计策就消失。

与此同时，拓跋珪派许谦向后秦求援。姚兴后来遣杨佛嵩率兵来助。向外求援和调军分路同时进行，魏军在河边相持，也在争取河岸之外的力量。昔日向燕求援的拓跋珪，如今已能借另一方的兵来抵抗燕军。

慕容宝出发时，慕容垂已经生病。拓跋珪派人截断中山与前线之间的使者往来，使燕军数月得不到国都的消息，又让被俘使者临河高喊慕容垂已死。魏军利用的不是一句随口编造的话，而是长久没有消息之后最容易引起恐惧的那个空缺。

慕容麟部下的慕舆嵩等人相信慕容垂已死，谋划拥立慕容麟。事情泄露，这些人被杀，慕容宝与慕容麟之间也生出猜疑。谣言没有改变中山发生的事实，却已经改变了前线将领彼此看待的方式。

燕军渡河受阻，军心又乱，慕容宝决定撤退。十月，他烧毁船只，趁夜东去。当时河面尚未结冰，燕军以为魏军没有船就无法渡河，退兵时没有布置应有的侦察。这个判断将比假消息更直接地决定他们能否安全回家。

十一月，暴风之后河水结冰。拓跋珪丢下辎重，选二万余骑急追。燕军以为隔河便已脱险，魏军却获得了不靠船只就能通过的通道。胜败的一项条件，在撤军途中改变了。

《资治通鉴》和《晋书》都写到僧人支昙猛警告追兵将至，叙事中还带有风气预兆。实际的防备却没有跟上：慕容宝起初不信，后来派慕容麟率三万骑殿后，慕容麟又把警告当作虚言，放任骑兵游猎。《资治通鉴》还记燕军斥候只走出十余里便睡下，远处急进的魏军没有被及时发现。

魏军昼夜赶路，到参合陂西面时，燕军宿在陂东、蟠羊山南面的水边。拓跋珪命士卒衔枚、马口加束，夜间接近。次日日出，魏军登山，燕军才看见追兵已在身后，营中大乱。士卒奔逃，践踏、溺水，另一支魏军又截住了去路。

慕容宝等脱身，许多人则没有逃走的通道。《资治通鉴》记四五万人放下武器投降。这里的数字是史书对降众规模的记载，与此前出征、后继的数字不是同一项统计。战场上大势已定，接下来发生的事，取决于胜者怎样处置这些已经投降的人。

拓跋珪先从俘虏中留下贾彝、贾闰、晁崇等有才学的人，任用在自己身边。对于其余降卒，《资治通鉴》记他原想给衣服和粮食，让他们回去，以此招徕中原人心。留下士人、放还其他人，是史书记下的最初方案。

中部大人王建提出相反的意见。他认为燕国还强，这次倾力来攻而魏侥幸获胜，如果放降卒回去，便给燕国保留了力量；应当杀尽，使对方空虚，以便继续进取。这个建议把数万已经投降的人的性命，当作削弱敌国的手段。它说的是未来征服的利益，并没有提供这些降卒正在反叛的证据。

拓跋珪采纳了建议。《资治通鉴》用尽坑之记下杀戮。王建承担进言的责任，拓跋珪则把建议变成了杀俘的决定。此前记作四五万的降众，被作为一个整体杀害。留下的史文没有使每一名死者的姓名、人数和具体死法都变得清楚，却明确留下了从准备放还到决定杀尽的转折。

燕军的崩溃使魏取得巨大优势，杀俘却没有使战争就此结束。慕容宝以败绩为耻，反复请求再伐，慕容德也劝慕容垂亲自出征。次年，老皇帝仍会率军北上。参合陂留给两国的，不只是力量消长：还有本可获得衣粮回家、最后没有回去的数万降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