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之狱：刻在石上的危险

崔浩是崔宏的长子。他在拓跋珪时进入秘书机构，又因擅长书写留在皇帝身边；到了拓跋嗣朝，他讲授经书、参与军国议论，逐渐成为亲近的顾问。书本知识在这里不是宫廷的装饰，而是判断粮食、道路、敌我形势的工具。

《魏书》保存过他在饥荒中反对迁都邺城的建议：南迁可以解眼前之饥，却会暴露北方人口与军力的虚实，也会使平城遭受柔然与夏国威胁。拓跋嗣最终采纳留都、分民就食的办法。后来刘裕借道西进，崔浩又主张暂借水道、观察双方胜负，皇帝这一次却没有听从，魏军迎战失利。信任从许多具体决策中累积，也始终有未被采纳的时刻。

到拓跋焘朝，崔浩参与对柔然、夏与河西的决策，官至司徒，成为极有分量的臣子。高度信任也不等于每次都采纳：平定盖吴时，他建议从北道进兵，拓跋焘便没有听从。这样的分歧与他长期受到倚重，可以同时存在。

疆域扩大，把不同出身、不同仕途的人带进同一座朝廷。争执不必等到修史才出现。《通鉴》在国史案前记下崔浩推荐数十名五州士人，让他们一入仕便任郡守；太子拓跋晃认为，既有官员也出于州郡选拔、任职已久，应先酬答他们，并让新人从郎吏做起，守令则应由有经验者担任。崔浩坚持了自己的安排。

这件事触及出身、资历、选官与太子的权威，不能只用汉人升高、鲜卑受损一句话包办。高允听说后，担忧的是崔浩坚持自己的做法、与上争胜会招来灾祸。这个担忧至少说明，朝廷中的反对意见并不只由民族身份决定。

灭佛事件又增加了冲突。崔浩支持拓跋焘的禁令，太子却反对滥杀，寇谦之也曾劝阻。各项分歧会彼此交织，但现存材料不足以证明所有鲜卑贵族组成同一阵线，预先安排好用国史案杀掉崔浩。

修国史本来是皇帝授予崔浩的职责。拓跋焘命他统理史务，高允、张伟等参与撰写，要求记录祖宗功业，务从实录。崔浩负责总裁、褒贬与润色，国史因此并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写成的私稿。

把书刻成石碑，则是下一步。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将国书刻石，并刻崔浩所注的经书；崔浩赞同，《魏书》还记太子起初也认可这一安排。石碑设在郊坛东面，史书所称用功三百万是在形容巨大工程量，不能不辨单位便换成三百万人同时施工。

石碑改变了文字的读者。原来由朝廷掌握的先世记事，现在立在道路旁，来往者能够观看并议论。《通鉴》把告发内容写作暴扬国恶，《魏书》则说记事详备而不典。这两种措辞都指向史事被公开展示后的政治冲击。

但碑上的国史已不能原样读到。现存记载没有列出究竟哪一条婚姻、哪一次父子相杀触发了皇帝的愤怒；把今天读到的拓跋家族旧事逐条塞回那面碑，并替拓跋焘描绘羞愤的内心，会越过材料能证明的范围。

国史案发，太子试图保护自己的老师高允，带他进见皇帝，称他地位低微，编书由崔浩作主。皇帝问国书是不是全出于崔浩，高允却说，太祖纪由前任邓渊撰写，先帝纪与今纪是自己和崔浩共同完成；崔浩兼管的事务多，论实际撰写，自己还多于崔浩。

这不是一次安全的自辩。皇帝一度说高允罪更重，太子再次解释，高允仍不肯顺着求生的说法回答。史书写拓跋焘最终因其临死不改辞、不欺君而赦免他。高允留下性命，依靠的是当次决断，并不存在一个史官只要写史就依法免死的制度保证。

皇帝又命高允起草诛杀崔浩及众多修史人员、株连家属的诏令。高允迟疑不写，要求再见皇帝：如果还有别的罪，他不敢说；若只是触犯皇帝，罪不至死。皇帝再怒，太子再求情，最后株连范围有所缩减。修史者并非面对同一结局，一次次当面争执影响了谁死、谁活。

450年六月，崔浩被诛。《魏书》记清河崔氏与他同宗者，以及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遭到株连；《通鉴》同时记下，其他修史人员由原拟扩大株连改为只诛本人。判罚既残酷，也有层级差别。

崔浩传接着又说，崔模、崔赜与崔浩不睦，皇帝有所耳闻，两家在诛浩时获免。因此，史书中尽夷其族一类概括，不能进一步扩大成所有同姓者、所有远近姻亲一人不剩。现存材料也没有给出可以核实的总遇害人数。

崔浩死前还遭到公开侮辱。传记将他的受辱与此前焚毁妻子佛经相联，解释成报应；这保存了当时与后来人如何理解他的结局，却不是证明宗教报应存在的证据。讲述这场灾难，既需要留下受害的事实，也需要辨认讲述者添加的道德结论。

《通鉴》明确记下拓跋焘诛崔浩后有悔意。后来传来李孝伯病重、甚至已经去世的消息，他先叹李宣城可惜，又改口说：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崔浩的才略与皇帝对他的倚重，并没有随诛杀一同消失。《释老志》也提到悔意，不过那里接着讨论的是已经执行的灭佛政策。两处语境应分开读，更不能从后来后悔倒推出案发只是一时冲动。

政治利益、用人冲突、宗教争执和刻石公开，都能帮助提出问题；哪一种是唯一根因，现存材料并没有替读者排出定论。共同生活需要相处之道，长期共处却不能证明权力冲突不存在；同样，一场冲突也不能被扩成所有族群成员共同参与的阴谋。

高允后来向太子解释，记下人主善恶、国家得失，本就是史的职责；他也批评崔浩的私欲与爱憎可能损伤公直。史官既可能承担责任，也需要留下不同于皇帝意愿的记录。国史之狱最难解的地方，正在于两者都由握有生杀权的皇帝裁断。后来有没有悔意，已经不能使死者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