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宫廷：诸王的笼子与义嘉之战

453年，刘骏击败弑父夺位的刘劭，刘劭与刘濬被杀。胜利者以讨逆、复仇的名义进入建康，皇族的血却没有因此变成一件容易被遗忘的事。北朝的《魏书》在记述这场更替时，引了四句歌谣：‘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

这段歌谣由带有敌国立场的史书保存，不能据它断定建康所有人的态度。它仍留下一个刺眼的视角：朝廷可以区分讨逆与篡夺，城外的人看见的，却是父子、兄弟相继死去。刘骏从这里开始了453年至464年的统治，史称宋孝武帝。

新皇帝并非只会享乐。他早年已经领兵、出镇，能够亲自处理政务；但他的才能、政令和皇室内部的猜忌，很快缠在一起。仅用前期贤明、后期昏乱两句话，装不下这十一年。

孝武帝朝，山泽究竟归谁使用，成了朝廷必须回应的问题。西阳王刘子尚上言，富强之家把整片山岭圈占，穷人连采柴、捕鱼的地方也失去。《宋书·羊玄保传》附羊希事迹，保存了随后修改旧制的经过。

羊希认为，旧法把占山护泽按强盗论罪，处罚虽重，却难以持续实行。他提出承认已有人工经营的林木、果园和鱼场，再按官品规定占山限额：一、二品可占三顷，九品及百姓一顷，中间各有等级；其余山水，不得任意封禁。孝武帝同意了。这既限制无边界的侵占，也承认旧业和等级特权，不能把它写成一次把豪强山泽全部交还百姓的政令。

把地方权力收向宫廷，则有更直接的诏令。463年，孝武帝规定，除临阵作战外不得擅杀，重罪须先上报；刺史、郡守发兵动民，也须有皇帝手诏，突发边警和内乱另作例外。同年，他又申明江海田池应与民共利，责令纠察名山大川被圈占的情形。

他也曾命修学校、劝课耕种。不过，皇帝亲览万机，并不意味着权力均匀地归于百官。《宋书·恩幸传》写得很具体：戴法兴、巢尚之等地位不高的近臣，参与官员任免和重要赏罚。高门大臣之外，多了一条通向御前的道路；走进这条道路的人，也可能收受财货、积成新的势力。

《南史》与《通鉴》都留下孝武帝晚年的一个场面：他长时间饮酒，伏在几案上昏睡；外面一有奏事，却又整容肃坐，仿佛酒意已经消失。史书接着说，内外因此畏惧他，不敢松懈。那是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威势，并不能据此证明酒对他毫无影响。

《通鉴》同时记他向离任回京的刺史、郡守索取奉献，又用赌博取财，直到对方财物耗尽才肯停。处理公文的敏捷，和搜求钱财的欲望，可以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而江东的旱灾也确实进入了他的诏令。463年，他命开仓救济、允许杂物抵租，又给困乏之家贷出麦种。464年，朝廷免去贩运米粟沿途的杂税，随后拨仓米给建康、秣陵两县，救济已经流落街巷的人。诏书责令：若救济不及时，致有人被弃不救，要‘严加纠劾’。这不是一条凡侵吞赈款都就地处死的命令。

赈济诏令与奢纵记录并排放着，才能看见这个皇帝的复杂面貌。至于他是否在享乐时仍被理智提醒、是否只是想在晚年放松，那是后人的心理解释。464年闰五月，刘骏去世；父亲留下的权力结构，和仍未解除的饥荒，一起交到了少年太子手里。

刘子业生于449年，464年即位，465年遇弑。按史书的传统计龄，即位十六岁、死时十七岁；按周岁则约为十五、十六岁。他在位一年多，跨了两个公历年份。‘前废帝’是后来史书给他的称呼，他的结局也不只是被废黜。

最初，朝中仍有人能够约束他。戴法兴是孝武帝长期信任的旧人，前废帝即位后，许多诏令与尚书事务仍由他裁决。他阻止少年皇帝任意行事，甚至用曾经被废的营阳王警告他：再这样做，也想走到那一步吗？

然而戴法兴不是一个可以只用‘严肃忠臣’概括的人。《恩幸传》也记他收受财货、门庭拥挤。皇帝宠信的宦官华愿儿，又因赏赐屡被他裁减而怨恨。华愿儿把外间的说法带进宫里：这里有两个天子，戴法兴是真的，皇帝反而是假的。

465年八月，刘子业赐死戴法兴。随后，柳元景、颜师伯等谋废帝，事情被沈庆之告发，刘子业又亲率宿卫杀江夏王刘义恭，并诛柳、颜等人。对辅政者的反抗，已经变成连续的杀戮。大臣们面对的不再只是争夺议政权，而是今天进宫，明天还能不能回家。

母亲王太后病重时，曾派人召刘子业前来。《宋书》记他的回答是：病人那里多鬼，可怕，怎么能去？太后愤怒地向侍者索刀，说要剖开自己的肚子，看看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儿子。史书记的是病中的怒言，没有说她真的剖腹；她随后病逝，也不能直接改成被儿子一句话气死。

同一篇本纪紧接着讲了一个梦。亡母责骂刘子业不仁不孝，说孝武帝诸子没有天命，帝位应当归于文帝的儿子。写到这里，史书又补一句：后来继位的湘东王，果然是文帝之子。

这个梦的结尾，已经知道了后来谁胜谁败。它可以用来观察史书如何解释皇位转移，却不能当作亡者确曾预告未来的证据。刘骏本来也是文帝之子；这里所谓‘还文帝之子’，实际上是在为从孝武帝诸子转到另一支叔辈寻找说法。

这类梦境可能带有后来的附会，却也不能在没有证据时指定是谁编造了它。宫廷中真正可以看见的危险，是宗王们被召入京城后，越来越难以离开。皇帝担心他们在外生事，诸王则担心自己在宫中活不过明天。

刘子业忌惮在外的叔父，将诸王留在殿内。《宋书·文九王传》记，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祐体形肥壮，竟被装进竹笼称重。皇帝分别叫他们‘猪王’、‘杀王’、‘贼王’；另一位东海王刘禕，又被叫作‘驴王’。山阳王不是山阴王，刘彧也不是开国皇帝刘裕。

这些称呼不是正式封爵，而是扣在被拘宗王身上的羞辱。史书还记刘彧被迫在泥坑边就着盛有杂食的木槽进食。这里的核心是一个握有杀人权力的皇帝，将亲属当作可以随意折辱的对象；诸王为何长得肥壮，不需要再用‘皇子吃得好’来补成确定的原因。

刘休仁的应对尤其难堪。他不能直接顶撞，只得用笑语顺着皇帝的意思周旋，让一次次杀机往后拖。《文九王传》说，这样欲杀三王的情形前后有十数次。后来他领兵指挥战事时，很难想象这个人在不久前还必须靠逗笑侄儿保住兄弟的命。

这段周旋中，有一个被史书反复记下的细节。刘子业将刘矇已经临产的妾接进宫中，打算若生下男孩，就立作太子。刘矇的姓名在不同篇章有蒙、矇、曚、胜等异文，官职也有廷尉、少府之异；至少不能把他简单说成名叫‘刘萌’的侍卫。

一次，刘彧触怒皇帝，被捆缚抬走，刘子业声称要‘屠猪’。刘休仁仍用玩笑般的口气阻止，说这只猪今天不该死，应该留到皇太子出生时再杀。史书原话甚至提到以其肝肺为庆贺。刘子业听后暂缓杀人，将刘彧交廷尉关了一夜，随后放出。

后来确有一个男孩出生，朝廷称他为皇子，为此大赦。但‘想立为太子’与‘已经完成册立’是两件事，现有这几条记载不足以把前者直接讲成后者。一个来历被遮掩的新生儿，和一个被延后处死的叔父，就这样被绑在同一段宫廷故事里。

听完这些举动，人们容易用疯狂、失常来表达震惊。历史叙述可以确认被记下的威胁与伤害，却不能凭这些材料，为千余年前的人作精神疾病诊断。

《通鉴》记刘子业命人在太庙另画祖先像，随后逐一评论。他说高祖刘裕是英雄，曾生擒几个天子；又说祖父文帝刘义隆还算不错，只是末年被儿子杀了。轮到父亲孝武帝，他嫌画中没有表现出父亲鼻部的特征，立即命画工补上。

这段记载的力量，在于它把皇帝面对祖宗的姿态倒转过来。供奉的画像变成了可以随意评点、取笑的东西，而文帝遇害的往事，被他轻易说成一句闲话。它也呼应了史书对其‘詈辱祖考’的指控。

不过，画像前的对白只能按记载归于刘子业，不能顺手把其中‘生擒数天子’扩成一张每个人都确曾被刘裕亲手抓获的名单。这个场面的主题，是庙堂礼法在他面前失去了约束。

《宋书·孝武十四王传》记了一场被伪造的丧礼。刘子业把姑母新蔡公主留在后宫，对外却宣布她已死，杀了一名宫人，用她的尸体代为殡葬。公主的丈夫是宁朔将军何迈。被送出宫的死者在这段记载里没有留下姓名，她的死亡却被用来遮掩另一个人的失踪。

本纪又记，新蔡公主在宫内被称为谢贵嫔，后来加号夫人，出行配以隆重仪仗。这个记载指向以皇权强占近亲的暴行，不能将宫中的封号写成双方自由选择的爱情故事。

何迈平素招集有才力的人，也有自己的部众。他谋划趁皇帝出游时发动政变，迎立江州的晋安王刘子勋；事情泄露，465年十一月，刘子业亲率宿卫将他诛杀。姑母的遭遇、丈夫的谋划与远方皇子的危险，自此连成了一条线。

山阴公主刘楚玉则以另一段对话留名。《宋书》记她向弟弟抱怨，同是先帝子女，皇帝有众多后宫，自己却只有一个驸马，待遇不均。刘子业于是给她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公主后来又看中吏部郎褚渊，请求让他侍奉自己；史书写褚渊受到逼迫，以死自誓，才获准离开。

胡三省为《通鉴》作注，以面貌美、头发美解释‘面首’。这是后世注家的词义说明。史书说刘子业给公主置面首，并没有说他在当天亲自发明了这个词；这些记载也不足以证明后来流传的姐弟之间的性关系，不能将两种说法混在一起。

比宫廷逸闻更不能被娱乐化的，是强迫与报复。《宋书·文九王传》记刘子业命人在刘休仁面前侵犯其母杨太妃，并点出右卫将军刘道隆参与。后来刘彧掌权，刘休仁不愿与刘道隆同朝，刘道隆被赐死。这里的刘道隆，与参与弑帝密谋的王道隆不是同一个人。

《通鉴》还记刘子业召集诸妃与公主，命左右加以凌辱。南平王刘铄之妃江氏拒绝，他便杀了她的三个儿子，又鞭打江氏。原文的‘诸妃、主’包括宗王之妃，不能一概换成皇帝自己的所有妃子与姐妹；这个拒绝者及其遭遇，也不应被一句‘所有人都受辱’抹去。

华林园曾出现在少帝刘义符的故事里，如今又成为前废帝记载中的凶险之地。《南史》记刘子业强令宫人作有辱尊严的奔逐，拒绝服从者被杀；随后，它讲述皇帝梦见女子责骂自己活不到来年收获之时，寻找相似的宫人杀死，又梦见死者向上天申诉。

这是史书以梦兆串联暴行与死亡的叙事。可以确定地复述的是它如何记载，不是梦中人物真能预告死期，更不能补出密谋者雇用巫师、导演整场骗局的情节。《宋书》只说巫者声称竹林堂有鬼，皇帝因而前往射鬼。

另一条准备则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刘彧的亲信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儿等，联络刘子业身边的寿寂之、姜产之等人。皇帝原来倚重的宗越等勇士，当晚在外准备南巡，宫内留下了空隙。寿寂之不赞成继续扩大同谋，担心人多泄密。

465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刘子业在华林园竹林堂射鬼，事毕准备奏乐时，寿寂之持刀进入。按《通鉴》，刘子业曾引弓射他而未中，随后逃走，连呼‘寂寂’，终于被追上杀死。《南史》又把最终遇害处写作华光殿。可以保留追逐与呼声，不必再添上被乱刀砍成肉泥的形容。

刀落之后，宫中并没有立刻恢复秩序。刘彧还在秘书省，刘休仁赶去见他，率先称臣，引他到西堂。史书记他仓促间丢了鞋，赤脚登上御座，仍戴着乌帽；刘休仁又命人换上白帽，准备仪仗。那个刚从拘禁中脱身的人，需要别人一件件替他补齐皇帝的外观。

他就是后来的宋明帝刘彧，文帝刘义隆第十一子、孝武帝刘骏之弟，不是另一个刘裕，也不是已经去世的刘骏。十二月，他正式即位，改元泰始，此后统治到472年去世。此前传写的亡母之梦，至此获得了一个符合结局的解释；这也正是阅读梦兆材料时需要谨慎的地方。

新朝很快赐死刘子业的同母弟刘子尚与山阴公主，又清除了原来的一批腹心。皇帝的死使若干囚徒获释，却没有把夺位后的杀戮一并终结。更大的问题已经在长江上游成形：不是所有人都承认，除掉刘子业，就意味着帝位必须交给他的叔父。

何迈谋立的晋安王刘子勋，是孝武帝第三子、刘子业的弟弟。何迈死后，刘子业使人送药，命刘子勋自尽。使者到了湓口迟疑不进，江州长史邓琬获知消息，决定以废除暴君的名义举兵。这发生在465年十一月，前废帝尚未遇弑之时。

消息到来以后，局面原本存在另一条路。刘彧执政，给刘子勋加官，江州僚佐一度庆幸暴君已除，本府也获得优待。邓琬却把令书掷地，说殿下应当打开的是天子的端门，开府的黄阁才是他们这些臣下的事。

466年正月，刘子勋才在寻阳称帝，改元义嘉。起兵与称帝之间，隔着前废帝被杀、刘彧即位和江州作出新的选择，不能压成弑帝之前已同时存在两个新皇帝。争夺也不只是消息传得慢：荆、湘、江、雍及东部许多州郡支持孝武帝之子，认为即使刘子业不能承统，也仍应在其弟辈中择立。

《通鉴》说，建康一方一度只保有丹阳、淮南等少数郡，里面还有县邑响应上游；最危急时又写只保丹阳一郡。对明帝而言，这是迫近京畿的包围，却不能简化为从始至终只剩建康一座孤城。

明帝能够扭转局势，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许多将士的父兄在对面，朝廷是否会先拿他们问罪？蔡兴宗建议安定人心，说明罪不相及。明帝送军出发时，公开宣布父子兄弟不因亲属的选择连坐；叛军亲属仍在建康任职的，也让他们照旧办事。

中央军的兵器、训练和集结速度是优势，却不是放着就会自己生效。沈攸之见前锋各军夜间各用各的口令，便要求统一号令，以免一次误认就引发惊乱。兖州刺史殷孝祖又带两千人赶到，给危急中的建康增添了兵力与信心。

朝廷随后分兵平定东面的三吴，同时由刘休仁统领向上游作战的诸军。曾在宫内靠笑语求生的‘杀王’，此时必须让不同来历的将领协同行动。随着东部战线逐步收缩，决定上游胜负的关键，落到了浓湖附近的一条粮路上。

双方在浓湖相持时，张兴世提出绕到敌军上游，占据钱溪。那里江岸狭窄，有回流和可以藏船的横浦；只要立稳营垒，就能让往前线送粮的船不得不停下来应对。他得到七千兵、二百轻舟，先反复作出上溯又退回的样子，随后趁夜间顺风，突然越过对方防线。

钱溪据点刚建立，敌将刘胡便来攻。张兴世等敌船进入回流处，再命寿寂之、任农夫率兵出击；浓湖正面的沈攸之、吴喜也进攻牵制，迫使对方分兵应付。两处战场彼此相助，营垒才没有在立足未稳时被拔掉。

粮道受阻以后，上游送来的大批粮船又被截获，浓湖军心动摇。刘胡借出战之名先逃，袁顗得知后也弃营而去。原先在地图上占据上游、州郡众多的一方，没有办法把这些优势继续变成前线能吃到的粮食。

466年八月，寻阳随之崩溃。邓琬被同党张悦之子所杀，张悦携其首级投降；刘子勋被擒，随后被沈攸之等处死，史书记他十一岁。义嘉政权覆灭，明帝赢下了第一场关乎帝位的大战。可胜利留下的是另一批死去的宗亲，以及仍需处理的各地兵权。把他后来的一切作为都解释成在宫中受辱造成的心理创伤，仍超出了这些史料能够证明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