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的田畴与三次北伐

426年，平定谢晦以后，刘义隆下诏遣大使巡行四方。使者要列报称职的长官与乡里的善人，也要上报不恤刑狱、伤害百姓的官吏；高年、鳏寡、幼孤和有疾病而不能自存的人，由使者与郡县斟酌赈给。诏书希望奏报能使皇帝如同亲见。出行调查的是受命的大使，刘义隆则在建康接收报告，也曾亲临延贤堂听讼。

整顿不是一道诏书就能结束的。440年的诏令仍在批评市调烦刻、山泽之利受到禁断，以及征役竟及幼弱。朝廷要求依法改正，又减免此前给贷的田粮种子和部分州郡应追收的租谷。禁令反复出现，也说明地方上的征索与阻碍并未从此消失。

444年，面对收成受损和种粮不足，朝廷命令给贷愿意务农而缺少种粮的人，调运彭城、下邳的存种；又要求徐、豫检查旧有陂塘，修复灌溉，督促垦辟。次年，本纪记在湖熟开发废田千顷。田、种子和水利在这些具体安排中相连，却不能把山泽禁令一概解释为向每户发放一块荒山。

元嘉后来成为称许良政的名号，《宋书》史论赞它法令有常、官爵有序。本纪另一面却不断记水旱、饥荒、开仓和赈贷。对于田间的人，官府减免一笔欠债、借来一季种子，都可能十分要紧；这些记载能说明政策怎样救急，不能据一个治世名称推定人人始终温饱。

刘义隆能够长期处理政务，也借助了弟弟彭城王刘义康。429年，义康入朝任司徒、录尚书事，与王弘共同辅政，后来越来越多的内外事务归他裁决。《宋书》既记他勤于文案，也记文帝病中，他亲尝汤药饮食，昼夜侍奉。兄弟亲近与大权集中，是同时发生的。

权力也让义康府中聚集了另有打算的人。文帝病重时，刘湛等人议论应立年长之君；有人查取晋朝舍幼立长的旧事，传记却特别说明义康并不知情。440年，文帝诛刘湛等，将义康调离朝廷；445年又废为庶人。到451年魏军南侵、朝廷恐有人拥立义康时，文帝才将他赐死。不能把这些相隔多年的冲突，压成弟弟忽然生出一个念头便得到的结局。

第一次北伐发生在430年，远早于义康最后的处置。治理地方、倚重宗室、处理猜忌和谋求北进，是交错推进的事情。刘义符曾被废杀固然是朝廷的记忆，但他虽为刘裕长子，生母却是张夫人，不能写作臧皇后所出的嫡长子；这也不足以代替每位宗王说明其争权的动机。

430年，刘义隆命到彦之率舟师北进，王仲德等随行，另有部队向虎牢推进。出兵前，宋使已经向拓跋焘说明要恢复河南旧境，不涉及河北。魏帝没有毫无准备地迎来敌军，而是打算先收缩戍守，待冬季再取回失地。双方对同一片土地的归属，早已有相反的说辞。

宋军自淮入泗，水浅而行迟，直到七月才抵须昌，再溯黄河西进。魏军因河南四镇兵少，陆续撤出碻磝、滑台、洛阳和虎牢，宋军得以接收诸城。多数将领庆贺，王仲德却担心：对手正在集中兵力，等河冰合结，仍会南来。刚得来的城池，接下来需要驻军、粮食和相互接应。

冬季魏军反攻，洛阳、虎牢先后失守。到彦之想撤走，垣护之主张继续进迫河北，王仲德则劝他保留舟师，先退入济水再作决定。《通鉴》同时记到彦之眼疾加重、军中发生疾疫；宋军终于退到历城，焚舟弃甲，步行趋向彭城。败退有命令与判断的问题，也有疾病、守城和退路的具体压力。

滑台还由朱修之坚守，檀道济与王仲德继续北上救援。431年，魏军轻骑截其前后、焚烧粮草，援军缺粮不能前进；城内粮尽，最终被安颉、司马楚之等攻克，朱修之被俘。第一次北伐的结局延续到次年，并不是四城在同一天得而复失。

从430年出兵到450年再度大举北伐，隔了二十年。这段时间里，朝廷继续劝农、赈济，也有边境战事和内部冲突。到了450年春，先发动进攻的是拓跋焘。《通鉴》记他率步骑十万南来，悬瓠守将陈宪手下却不足千人。这个十万属于春季进军的史籍记数，不是全年所有战场兵力的合计。

魏军架高楼射城，用冲车牵拉城堞，毁坏南城。陈宪在内侧再筑女墙，在外立木栅，带将士继续抵抗。围攻四十二日，守城者已付出惨重伤亡，悬瓠却仍未被攻下。守住一城，使北魏无法按原来的推进速度把战线继续压过去。

援助来自不同方向。刘义隆命驻彭城的刘骏发骑兵袭击汝阳，刘泰之等先烧毁魏军辎重、救出被掳者，随后却在魏军反击中败散，刘泰之战死。另一支臧质、刘康祖的援军由寿阳方向进发，击败拦截者。四月，拓跋焘北返。烧辎重的战果与随后的失利都在其中，不能把春季退军压成一次毫无折损的救援。

春季魏军退去，没有使刘义隆放弃北进。沈庆之等人劝阻，他仍相信水军入河后，可以先取碻磝、滑台，再迫使虎牢、洛阳动摇。七月，各路出动：王玄谟受萧斌节度，率水军入河；臧质等指向许、洛；其他州镇分别出兵。江夏王刘义恭到彭城，为众军节度。主帅、各路统军与实际攻城者，是不同层次的职掌。

这次出兵也把负担带回了民间。史书记朝廷因兵力不足征发数州民丁，又要求达到一定财产数额的富户、僧尼出借部分资产，许诺事毕归还。北伐所需要的人和粮，正从此前经营、赈贷的州郡中征集。田间的恢复与战争的动员，并非两份互不相干的账。

东路先占碻磝，再围滑台。王玄谟围城不下，拓跋焘率援军南来；十月魏军渡河逼近，王玄谟退走，宋军溃散。萧斌也退离碻磝。皇帝原先设想用来牵动其他城池的突破口，反而先成为败退之处。

与此同时，西路的柳元景、薛安都、庞法起等继续推进。弘农、陕城先后被攻下；庞法起等进攻潼关，魏戍主弃城，宋军入据。陕城之战打得尤其艰苦，薛安都反复冲阵，后续援军夜里赶到，次日合击，才击溃来救的魏军。这些局部胜利是真实的，不能因为全局失败便一笔抹去。

但西路已经无法独自决定全局。《通鉴》记刘义隆因王玄谟败退、魏军深入，召柳元景等回师，薛安都断后撤向襄阳。取到陕城、潼关，与已经夺取洛阳并稳固占领河南，仍是两回事。东边的崩溃，使西边刚取得的据点也难以继续维持。

魏军分路南下，战事从黄河一带压向淮河、长江。刘义恭与刘骏守在彭城；拓跋焘没有攻下这座城，而是继续南进，十二月抵达瓜步。《魏书》记在瓜步山建行宫，《通鉴》记山上设置毡屋。江对岸的建康急忙增设守备，数月前的进攻者，现在要防范敌军渡江。

451年，魏军北返，又围攻盱眙而未能破城。沿途杀掠、焚毁和人口流失，不会随着皇帝离开江岸便得到恢复。元嘉政治曾积累的资源，正在战争里消耗；守住建康，也不等于此前各州承受的损失可以抵销。

后世辛弃疾用‘元嘉草草’写北伐的愿望与败局，又在同一首词中回望佛狸祠。词里的元嘉属于宋文帝刘义隆，佛狸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50年的驻军与行宫、数百年后的祠庙记忆，应当分开理解。刘义隆也没有在这次失败后永远停止用兵：北方皇帝之死，很快又被他视为一次机会。

452年二月，宗爱杀拓跋焘，随后拥立拓跋余。刘义隆听到消息，再议北伐。何偃认为淮、泗数州的创伤尚未恢复，不宜轻动；沈庆之也反对。文帝没有接受这些劝谏，五月部署新的进攻，还派徐爰随军，掌握朝廷预定的方略，到时向诸将宣布。换了一位魏帝，并不意味着黄河沿线的城防同时失效。

萧思话督张永等向碻磝；鲁爽、鲁秀、程天祚等出许、洛；臧质一路指向潼关。到七月，碻磝城外分设东、西、南三条攻道，张永等、申坦等与崔训分别承担。围城数十日仍未攻下，阵地不断加固，粮食却也不断消耗。

八月的夜里，魏军从地道潜出，先烧崔训营垒和攻具，两夜后又烧东围及攻具，随后再次毁坏南路攻道。张永夜间撤围，没有通知其他将领，宋军惊乱，魏军乘势追击。萧思话亲自增兵强攻十余日，仍不能取城；青、徐歉收，军食不足，终于命令各军退屯历城。地道破围发生在碻磝，不能移到虎牢城下。

其他战线并非全无进展。鲁爽到长社，魏守将弃城；又在大索获胜，推进到虎牢。但碻磝败退的消息传来，鲁爽与西路柳元景等也撤军。夺得城镇与赢得野战，没有汇成能够保持的战果。文帝第三次北伐，再次停在地方性的得失与整体退军之间。

《宋书·文帝纪》的史论将问题指向朝廷遥制兵略：连进攻日期、交战时机，都要等待皇帝的命令。452年徐爰携带中旨随军，是这种安排的一个具体例子。皇帝可以规定目标、分配兵力，却不一定能及时知道哪一段攻道已经被烧、哪支援军已经接战。

这是一条需要认真对待的批评，也不能代替三次战争的全部经过。430年有魏军主动撤戍、宋军疾病与退军；431年有援军粮食被截；450年有不同战线的胜败错位；452年有守军夜袭、将领擅退与歉收。把它们统统解释成皇帝指挥过细，反而会看不见各次失败怎样发生。现代连队的比喻，也不能直接对应当时的军府编制。

从424年入继皇位到453年去世，刘义隆的统治跨入元嘉三十年。长期执政让劝农、赈恤、修陂有机会反复推进，也让北进的愿望一再转成征发。最后一次撤军之后，本纪仍记青、徐饥荒与运粮赈救。所谓治世和败绩，最终都落在同一批田地、人口与家庭身上。